董副主任以笑声掩饰着自己的尴尬,“反正周市长都知道了,还用说吗?”
周胜利说:“我知道的与你听说的未必一样。”
董副主任说:“下午上班不长时间,我接到了承志——我那不成气的儿子的电话,说他冒犯了周市长,很可能要被被调离现在的岗位。我告诉他说,你放心,周市长不是那小肚鸡肠的人,他那么大的官不会报复你一个小兵伢子。”
周胜利笑了笑说:“董主任,别先忙着给我上紧箍咒,把你与你儿子之间的通话内容说详细一些好吗——比如他是怎么样冒犯我的?”
董副主任也知道儿子给他的电话里有水分,本来想着一句话带过的,没料到周胜利却坚持要他说详细。他只得按照父子两个通电话的过程说:
“承志他给我来电话说周市长带着人到市供暖公司暗访,他不知道是您,以为是社会上的人骚扰他对象,就过去询问了情况,您以为他是过去找麻烦的,要求供暖公司把他下放到跑野外的单位里去。”
周胜利道:“你想听真实过程吗?”
董副主任说:“什么真的假的,就那么一点事,差还差到哪里去?”
周胜利说:“真得让你了解真像,不然在你眼里我就是个小肚鸡肠的人。”
他打电话把杨兴波喊了过来,对他说:“这位董主任就是供暖公司那个董承志的爸爸,你把下午事情发生的整个过程讲述一遍,让董主任知道是怎么回事。”
杨兴波说:“省财政廳的赵处长在我办公室里,他是那个姓赵的值班人员的爸爸,也是为孩子求情来的。我请他在我办公室里等一会再过来,还是直接打发他走?”
周胜利说:“你把他喊过来一起听听整个过程,免得你多讲一遍。”
杨兴波出去把赵姓女子的爸爸带了过来。
赵处长本想着与周胜利握手的,但看到周胜利没有那个意思,便欠着pi股坐到了董副主任一旁。
杨兴波把周市长上班路上被三个老太太拦下反映了家里暖气不足,在家里穿着羽绒服看电视,上午安排他和驾驶员打热线电话说起,一起说到董承志骂市长,挥拳打市长被周市长抓住手腕没有得成,这整个过程讲述了一遍。
周胜利问董、赵二人,“你们两个还有什么疑问,需要落实的没有?”
董副主任说:“杨处长说的我们哪里会怀疑?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从小就身高体壮,在学校武术队里,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万没想到他竟然敢骂市长、与市长动手,回家我好好教育他。请周市长看在他还是个孩子的面子上,高抬贵手。”
周胜利对杨兴波说:“你的任务完成了,去你那屋吧。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的,你让他们明天再过来。”
杨兴波走后,周胜利问董副主任,“你说你儿子是个孩子,请问他今年多大了?”
董副主任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含糊地回答:“二十七了。”
周胜利又问他:“你二十七的时候干什么?”
“我参加工作以后没有离开计划部门,二十七的时候在省计划委当科长。”
董副主任回答说。
他属于身材高大,神经线路较长,反应较慢的那种,回答完了周胜利的问话后才猜出了他问话的目的,想改回已经晚了。
“你二十七的时候是省计划委的科长,担负着多么重要的担子。战争年代那些前辈们二十七岁以下的军长、师长很不稀罕,肖华上将担任师政委的时候只有十七岁,二十七岁不能是孩子了。”
赵处长听着周胜利把年龄这条理由给否了,改口说:“我那个是女孩子到车间里上班太艰苦了,听说还得上夜班。”
周胜利说:“你孩子嫌吵,适合上夜班。公司里给她安排的是坐办公室的工作,可是她不愿意坐,带头把热线电话的接线拔了,让办公室内安静。当领导的安排工作岗位要用人之长,是我让供暖公司给她安排到车间工作的。”
他又对董副主任说:“你儿子坐班坐不住,自己的科室不呆,上班时间跑到市民监督服务科,赶还赶不走,给他找个野外的工作比较适合他。”
董副主任说道:“他知道错了,您是大领导,不要与孩子、不,不要与一个普通人员计较。
周市长您刚到太宁市工作,明年造计划时我安排给太宁市多造一些,人在社会上本来就是花花轿子众人抬。”
赵处长也随着他的话说道:“我也一样,财政预算给太宁市多安排个千八百万的我还能作得了主。”
周胜利道:“我诚心地感谢两位对我周胜利工作的支持,对太宁市政府的支持。两位忘记了,太宁市已经升格为计划单列市。计划单列市的概念就是,太宁市的计划列入全省计划中,但是上面在批复省里的计划时把计划单列市的单列出来,不与其他地市混在一起。
这样的话,两位帮不上忙了,帮不上我也要感谢两位的好意。”
锣鼓听声,说话听音。
周胜利的这番话是告诉二人,你们依靠手里的权力制约太宁市做不到。
就在二人感觉到找不到拿捏太宁市的着力处而失望时,周胜利又说了一番有情有义的话:
“咱们三人都是做爸爸的,疼爱儿女的心都一样。我不知道二位的经历怎么样,我是十六岁出来上学,二十岁大学毕业后在远离父母的山区做农业技术员,那段经历现在已经成为美好的回忆。
你们有权力,有地位,给孩子安排好一些的工作无可厚非,但是孩子工作以后最好还是放手,人生的经验靠他们自己积累,教训也靠他们自己总结。你们手中的权力永远都在吗?没有权力的时候你们怎么保护他们?”
赵处长说:“周处长,你说的这些道理我们也懂,但是到了自己孩子身上就想管。你现有还年轻,孩子还小,到了孩子长大走上工作岗位时就理解我们的做法了。”
周胜利说:“我的孩子是比你们的孩子小,但他已经不在我身边了。他十二岁时被部队特招去当兵,半天学习文化,半天军事训练,现在已经三年多了,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探家。
我爱人在部队上,他的所有信息都是我爱人听她的战友讲的。我想,等到我儿子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回忆起这一段的经历,一定会比我现在更加感觉到有意义——因为他吃的苦比我在他这个年纪上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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