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连续两年蝉联全国第一，仅靠聪明劲是不行的，还得有股咬定青山不放松，不到黃河心不死的韧劲。

周胜利笑着说道：“你有没有资格报名，我说了不算，真正说了算的是你自己。但是你能不能当上承包人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

张红梅倔强地说：“我报名最起码我得了一张赞成票，不报名连一张赞成票都没有。”

企业生产经营不能因为改革而停摆，领导小组办公室科学调配，以针织厂为试点，争取十天内把十三个企业的承包工作全部启动。

针织厂的现任书记、厂长是年龄即将到点的乡镇书记和镇长的位置上担任现职的，二人均表示不再报名，由县里另行安排。

现任的三个副厂长，一个公安局在查破服装案件中发现了其有转卖计划内原料指标问题线索，移交检察院审查，其余二人均报名参加承包竞争。

报名竞争的有三名普通工人，其中一人就是芳龄二十岁、工龄两年的姑娘张红梅。

报名时间截止的第二天上午，县针织厂的厂长承包竞争答辩在针织厂大会议室举行。

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四位正、副主任即周胜利、郑释怀、罗欣、崔志辉均为评委。

其他评委还有：针织厂现任书记、厂长，经委正、副主任，财政局长、商业局长，地委组织部、纪委和经委派过来的中层干部。

针织厂职工临时推选出的工会会员代表为群众评委。

五名参与竞聘人员的竞聘演讲稿一式两份，在第一个上台演讲的人上台演讲前提交评委会一份。

演讲实行背靠背，即第一个人上台演讲时，其余四人在附近办公室等候，不能听到对方演讲的任何内容，演讲完以后可以到后面的员工旁听席旁听别人演讲。

竞争者在竞争答辩会上说出的内容，一经说出后将不再为个人所独有，通过了竞争走上承包人岗位上的人可以借鉴任何竞争对手在竞争答辩中所提出的管理措施。

演讲答辩评分实行百分制，打票分值在五十分至一百分之间，低于五十分或高于一百分为废票。

每个上台演讲答辩人员的分数在答辩会结束前当场公布，分数作为领导机关确定承包人的重要参考，但不是决定性因素。

主持竞争答辩的县委组织部副部長宣布了现场纪律：

现场不准起哄，不准鼓掌、怪叫等任何影响答辩者情绪和评分者打分评判的声音发出；

现场旁听人员不准向评委提示给任何竞争者打高分或者低分；

旁听人员不准进入评委区；

不准旁听人员向评委、评委之间相互传递纸条；

……

宣布完纪律，参加竞聘的五个人开始演讲顺序抽签。

现任分管生产的副厂长抽了一号签，留下准备演讲，其余人到隔壁屋里等候。

这位副厂长原是经委的政工科长，被提拔为副科级到针织厂担任了分管生产的副厂长。

计划经济时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工厂生产副厂长排在销售副厂长前面，从中可以看出那时销售工作在企业中的地位不很重要。

生产副厂长在讲自己的竞争优势时，讲的第一条就是现任书记、厂长不参加竞争，自己的职务在参加竞聘报名的五人中排在第一位。

在讲到上任后的措施时对生产环节讲得很细，如何抓质量，如何抓安全生产，如何提高设备利用率等，在准备演讲稿时下了一番功夫，关键是他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积累。

第二位演讲的是一名后勤干部。

与两位副厂长竞争，他明显有很大的思想压力，上台以后低下头念事先写好的演讲稿，始终没有敢抬头。

在回答评分提出的问题时，声音发虚，语言逻辑结构混乱，答不出要点。

明显看出，他远远没有发挥出真实水平。

第三个上台演讲的是张红梅。

她在台上的表现正应了“初生牛犊不怕虎”那句话，在讲自己的竞争优势时第一句话就石破天惊：我最大的优势是我年轻，缺乏管理经验。

各位领导和评委，我不是在说笑话。

我国经济是在战时经济的基础上进入计划经济的，几十年来，前辈经营管理人员积累了丰富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管理的经验。

这些经验是财富，同时也是包袱，前辈经营管理者丰富的经验积累也形成了固定的思维定势，他们的思想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要实现脱胎换骨很难。

而我没有传统企业管理的经验，像毛爷爷说的，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这最新最美的文字，就是市场经济新形势下企业管理的新理念，最新最美的画图就是摆脱了传统枷锁桎梏的社會主義新型企业。

关于承包任务指标，她依然有自己的认识。

今年已经过去了两个月，当年消化掉去年亏损的七十万元，实现扭亏为盈。

这个指标看起来很难，其实细分析起来，并不难实现。

最近县公安局破获的案件涉案达到五十多万元，但这只是一小部分。

她看了看评委席上的书记、厂长，“两位领导，我不是有意识给你们抹黑，我们一线工人都清楚，一年光是从黑洞里漏出的成衣产品在现在五十万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倍。”

“从这条黑洞里流出的全是工厂的利润。

在今后的十个月里，只要堵住了漏洞，就能确保扭亏。

我们好几百个大活人，用着国家的钱盖起的厂房、购买的机器，仅仅是扭亏不行，今年必须赢利。

怎么样堵漏？其实不复杂。

我爸爸的老家是农村。听他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前，农作物丢失现象比我们厂严重得多，因为大家都觉得那是生产队的东西，与本人没有利益关系，不仅不管，反而把到生产队地里刨红薯、拔花生、掰玉米当成一种习惯。

改革以后，地归各家管理，丢失的每个粮食粒都有人心疼，谁家的地谁上心管，也都觉得到别人家地里拿粮食是偷。

国营工厂现在也与改革前的农村一样，说是全民所有制，就是说凡是国营企业都有我们大家的一伙。

报纸上报道外地某个国营大工厂发生了火灾，我们工人私下里开玩笑说，咱家的工厂又烧了一个。但是有谁真正心疼那是我们自己家的？

反正我没想过。

咱们厂工人下班往外夹带衣服，与改革前农民收工顺便到地里带点粮食回家一样。

守着领导评委我也说，那些下班时往家里夹带衣服的工人，与没有夹带衣服的职工一样，都是我们的好兄弟、好姐妹、好工友！

我如果当上承包人，那些因业夹带衣服进监狱的工友，出来后工厂还要她们！”

事先就宣布了不准鼓掌，但她这句话说完后，坐在后面旁听的工人和前三排的工会会员代表，还是热烈鼓掌！

张红梅，这个二十岁的青工、技校毕业生，此刻真如在洁白的世界里的一枝傲雪的红梅花，分外亮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