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秘书长伸手往四周一划拉，说：“你们不要以为政府官员只有我来夜市推销产品，那些吆喝得最响的人里面肯定有领导干部。”

“你们感到在熟人面前推销产品不好意思，我们觉得自己干的是合理合法的事，比穷得上亲朋好友门上借钱更理直气壮。”

“你们觉得领导干部推销产品被下级和普通群众看见了丢人，我们说我们推销的产品只要不是假冒伪劣，就不丢人。反而是那些对下级和老百姓吃、拿、卡、要，那些贪污受贿的官员才遭人恨，才丢人。”

“谢谢你给我们上了一堂更新观念的课。”

周胜利诚恳地向他表达了谢意。

离开副秘书长以后，何子怡的情绪依然沉浸在副秘书长的话语里，她大胆猜测着说：

“周书记，副秘书长看出了我们有意识回避他，才特意喊住我们，给我们上了这一课。今天一天我们是受了三次教育：上午副秘书长介绍经验，中午乔厂长谈承包经营，刚刚副秘书长的市场意识课，一场比一场生动深刻。”

“是呀。”

周胜利也感慨地说：“秘书长上午给我们介绍经验是完成领导交给他的任务，带有走过场的性质，晚上用他的实际行动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强化市场意识实践课。”

五天时间，南下考察团共考察了热州、乌城和珠江三个地方，虽然是飞车观花、来去匆匆，但上至县委书记涂宗胜，下至普通工作人员，在思想观念上都受到了强烈地冲击！

县报社和广播站连篇累牍地刊发、播发出随行记者的现场目击报道，县委书记涂宗胜亲自为报社撰写了一篇充满着激情与深度的评论《市场的呼唤》，在全县掀起了一场空前的“继续解放思想，强化市场意识”的大讨论。

乘着这股东风，县经委原来起草的《关于面向社会公开竞聘县属企业厂长经理的报告》经县委组织部重新修改后再次上报县委常委会。

修改后的《报告》才真正是周胜利想要推出的，较第一稿更有可操作性。具体的体现在两点：

一点是竞聘报名分两轮。第一轮报名人员只限本企业范围内长期临时工以上人员，第一轮报名人数经审查达不到三个以上，或经过竞争答辩报名都全部不符合竞聘要求，可以启动第二轮竞聘报名，报名范围扩大到全社会人员。

再一点是现任厂长、经理参加竞聘成功后像其他竞聘人员一样，取消现有工资级别，与社会参与竞聘人员一样交纳承包风险金，同时也与社会参与竞聘人员一样有权自行决定副职及以下人员职务任免，有权优化内部运行机制，有权打乱企业内部员工现有工资级别，实行真正的按劳取酬。

这一个《报告》在县委常委会上获得全票通过。

县委书记涂宗胜提议，成立县深化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尽快推进厂长、经理竞聘工作的实施。

涂宗胜任领导小组组长，姚文浩、周胜利任领导小组副副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周胜利兼任办公室主任，郑释怀、罗欣、崔志辉任副主任。

常委会上，还确定了第一批八个厂长、经理竞聘试点单位。

方案公布后，没有被列为试点单位的县属企业的厂长、经理主动要求把他们企业列入第一批试点中。他们知道，把自己的位置拿出来竞争，虽然有位置不保的风险，但是也有按自己的意志优化内部运行机制的权利。

他们不认为自己没有干好是能力问题，主要是被体制束缚，是带着镣铐的跳舞。

在厂长、经理们的一再要求下，列入第一批厂长、经理公开竞聘的县属企业达到十三家，占到了全部县属企业的一半。

县针织厂这边的内部偷窃案也基本结案，整个涉案价值达五十余万元，涉及到八十多个员工，占全厂现有员工总数的六分之一，其中五人经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另有流通环节涉嫌销赃犯罪的三外厂外人员，也已经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经县深化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慎重研究，决定将县针织厂列为全县首家推行厂长、经理公开竞聘企业。

按照《报告》的精神，第一轮报名限针织厂内部员工。

报名动员大会要求干部职工会员到会。

当时参加报名动员大会的一名老工人若干年后回忆说：“那次动员大会到会领导规格之高，在针织厂半年多世纪的历史上空前绝后。”

主席台上坐着县委副书记周胜利，县委常委、纪委书记郑释怀，县委常委、组织部長罗欣，分管工业的副县长崔志辉等县领导和县经委主任，针织厂时任书记、厂长。

动员大会由崔志辉主持。

罗欣代表县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读了批准县针织厂实行厂长公开竞聘的决定，宣布了报名的时间和报名人员的资格：

凡目前在县针织厂发工资的正式工、亦工亦农工、计划内临时工，没有被县公安局最近办理的内窃案涉及到的，均有资格报名，报名时间两天，两天后将组织报名者现场竞争答辩。

答辩会上，评委坐主席台，职工代表坐会议室前三排，

其余来旁听的职工坐会议室第五排以后。

现场工作人员由县委组织部、县纪委和县经委干部组成。

最后，周胜利代表县委和县深化企业改革领导小组讲话。

他在讲话中着重讲了南方企业实行厂长、经理承包经营后内部管理的做法，给这些认为进了工厂就端定了铁饭碗的国营企业干部职工提前敲警钟，以便让他们有个思想准备，以减轻新上任厂长的工作难度。

会议结束后，许多人围着主席台上的几位领导不愿意散去，打听南方企业的职工工资待遇等方面的问题。

毕竟感觉自己能当上厂长的人少，关心着自己将来工资的人多。

一个身着大红上衣，头扎两个羊角辫的二十岁上下的姑娘挤到桌子前，问周胜利：“这些人里是不是你官最大？”

这样直白的问话，周胜利既不能张口就说自己官最大，又不好给她解释副书记、常委、副县长都是一个级别，但位置重要性不同，掂量了一番，答道：“我是改革办公室主任，当然我要负全责。”

羊角辫姑娘说：“我能不能报名当厂长？”

周胜利还没开口，厂党支部书记说：“红梅，别瞎闹。”

被叫作红梅的羊角辫姑娘说：“书记，我是认真的。”

周胜利问她：“小姑娘，你说说你的条件。”

“我不叫小姑娘，我叫张红梅，今年二十了，纺织技校毕业两年了。”

厂声部书记在一旁介绍说：“张红梅只有两年工龄，但很能钻研业务技术，再加上心灵手巧，来到厂里的第一年就在全国纺织工人技能竞赛中取得第一名，去年又蝉联第一，地区纺织公司给了个指标，上报全国行业劳动模范，估计今年五一节前批下来。”

周胜利不由对张红梅另眼相看，称赞道：“全国劳模，值得我们学习。”

张红梅固执地说道：“我现在对当劳模不感兴趣，对当厂长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