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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聂赫留朵夫逗留在彼得堡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分裂派信徒的那件案子。他打算把状子经由他团里的老同事、现为宫廷侍从副官的包加狄廖夫之手呈递皇上。他一早来到包加狄廖夫家，正遇上他在用早餐，用过早餐后就要出门。包加狄廖夫中等身材，长得粗壮结实，力大无穷，连马蹄铁也能扭弯，但他生性和善，为人诚挚，说话爽气，甚至还是个自由派人士。不过，尽管有这些似乎与他职务不太相符的品质，却是个接近皇室的人。他热爱皇上，热爱皇亲国戚，并善于用一种奇妙的方法生活在这个最高层的圈子里，只看其中好的一面而不参与坏的方面即不清白之事。他从不议论是非或有任何不当之举。他要么不开口，要么大胆地用他像是叫喊般的大嗓门说他要说的话，同时发出与说话声同样响亮的笑声。这倒不是耍什么政治手腕，而是因为他天性如此。

“哦，你来了，喜事！愿不愿吃些早点？啊，请坐。牛排美极了。我特别注重早晚两顿，来些实惠的，哈，哈哈！来，喝杯葡萄酒，”他指着酒瓶大声说，“我一直在想着你。状子，我一定递上去，递到皇上手里肯定无疑。不过我忽然想起，你不妨先去找找托波罗夫。”

聂赫留朵夫想起托波罗夫不由皱了皱眉。

“一切都取决于他，这事早晚也得征询他的意见。没准他就能直接满足你的请求。”

“既然你这样说，那我就去一趟。”

“这就好。哦，彼得堡给你印象如何，”包加狄廖夫大声问，“你能说说吗？”

“我觉得我像是被施了催眠术。”聂赫留朵夫回答。

“被施了催眠术？”包加狄廖夫学着他的话说，然后哈哈大笑。“不想喝点儿？请随意，”他用餐巾擦了擦胡子，“这样说来，你先去找他是吗？如果他不办，就把状子给我，由我明儿呈递皇上。”他说着站起身来在胸口画了个大十字。看来，他画十字也像擦胡子那样，是下意识的动作。接着他佩上军刀，“现在咱俩再见吧，我得走了。”

“咱俩一块儿走。”聂赫留朵夫边说边高兴地握了握包加狄廖夫刚劲有力的大手，怀着一种健康的、朝气蓬勃的、来自天然的愉快感觉与他在大门台阶上分手了。

聂赫留朵夫虽不存奢望，但还是听从了包加狄廖夫的指点，乘车去拜访托波罗夫，能左右分裂派教徒案子的那人。

托波罗夫的职务，就其使命而言，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只有麻木不仁和丧失道德感的人才看不出来。而托波罗夫恰恰具有这两种秉性。矛盾在于，职务要求他运用一切外在手段，甚至不惜动用暴力来支持和维护教会，然而教会按说是上帝创立的，它坚如磐石，任何妖法或人力都动摇不了，现在这个上帝创建的、不可动摇的机构却不得不由托波罗夫以及他手下的大小官员所主持的人世机构来支持和保卫。托波罗夫兴许没有看出其中的矛盾或是不愿看到其中的矛盾，所以他时时刻刻担心哪个天主教教士、耶稣教牧师或者分裂派信徒来破坏任何妖魔法术都无法破坏的教会。托波罗夫就如一切缺乏起码宗教感情和平等博爱思想的人那样，认为人民大众是一种与他截然不同的生物，充分相信人民大众迫切需要一种他自己缺了它也能过得很好的东西。他自己对什么都没有信仰，觉得不信什么过得挺愉快、挺方便。但他害怕人民大众也会有这

样的精神状态，因此，他认为他的神圣职责就是不使人民大众“出格”。

一本烹调书上说，虾子就是喜欢活煮。他完全相信这话，并拿它来举一反三，说人民大众就是喜欢迷信，喜欢拥有一种信仰。

他对待由他保护的宗教就像养鸡人对待鸡食，那些臭烘烘的鸡食当然令人不太愉快，但既然鸡喜欢吃它，不妨就用它来喂养。

当然，所有那些伊维利亚的、喀山的、斯摩棱斯克的圣母像都不过是些粗糙的用作膜拜的偶像，不过人民大众既然喜欢，既然信这，就应该支持这种迷信。托波罗夫作如是想，他压根儿没考虑人民大众之所以喜欢迷信，只因为过去和现在存在着像他托波罗夫那样的人，这种人自己有了知识，却不帮助大众摆脱愚昧，反而把大众禁锢在愚昧无知之中。

聂赫留朵夫走进接待室时，托波罗夫正在办公室里跟一位女修道院院长谈话。这女院长是个很活跃的贵族妇女，在西部被迫改信东正教的合并派教徒中间传播和维护东正教。

担负特殊使命在接待室值班的一个官员问聂赫留朵夫有什么事要办，当他得知聂赫留朵夫是来为分裂派教友转送御状的，就问能否先让他看一看御状。聂赫留朵夫把状子给了他，文官便带着这份状子进了办公室。不久，头戴修道帽、蒙着飘动的面纱、拖着黑色长裙的女院长从办公室里出来，一双纤手拿着茶晶念珠，经由接待室走了，但还是没有请聂赫留朵夫入内。原来托波罗夫正在里面看状子。他一边看一边摇头，状子上字字铿锵，句句在理，不由使他愕然。

“万一这状子落到皇上手里，必定能惹出一场是非，引起不愉快。”他想道，于是放下状子，按了按铃，吩咐把聂赫留朵夫请进去。

他记得这件教派信徒的案子，因为曾收到过他们的诉状。案情是这样的：那些脱离东正教的教徒先是受到申斥，后来又被扭送法庭受审，可是法庭判下来将他们无罪释放，于是主教伙同省长，以他们的婚姻未经东正教教堂神父主持为不合法为理由，把那些人中夫妻及其子女分别流放去不同的地方，而做丈夫、妻子的便上诉，请求不要拆散他们的家庭。托波罗夫记得这案子第一次落到他手里时他曾犹豫过一阵子，是否中止流放为好，但旋又想到，按原来的措施办，把这些农民家庭成员流放到不同地点并没有什么不好，而如果把他们留在原来的地方，却能对其他居民产生不良影响，唆使其他居民脱离东正教。因此他决定按原来的方针办。

可是，现在这个案子有了像聂赫留朵夫这样的辩护人，而这人在彼得堡有广泛的人事关系，那么就有可能递到皇帝跟前，成为一宗暴行案件，或者在国外报纸上披露出来。想到此，他立刻做了出人意外的决定。

“您好。”他带着忙于公务的样子站起来迎接聂赫留朵夫，立刻话入正题。

“我知道这案子，一瞧上面写的那些姓名，我便想起这件不幸的事，”他拿起状子指给聂赫留朵夫看，“这次您提醒了我，为此我很是感激。这是由于省里的长官过分热心造成的……”聂赫留朵夫不作声，瞧着他那白脸上的做作表情，心里不怀好感，“我要下令撤销这一措施，把人送回原来的居住地方。”

“这么说来，不用把状子往上递了？”聂赫留朵夫问。

“完全不必，这事我答应您了。”他把“我”字说

得分外有力，分明他有充分的自信，他的诚实，他的话是最好的保证，“哦，最好我现在就写个手谕，有劳您坐一会儿。”

他坐到书桌后提笔就写。聂赫留朵夫没坐下，他俯视着托波罗夫窄小的秃脑门、暴起青筋的手和奋笔疾书的样子，心中暗暗奇怪，这个对很多事漠不关心的人居然这样热心。为什么呢？

“就请您带去吧，”托波罗夫一面把信封封上口一面说，“您拿这手谕去通知当事人好了。”他又追加了一句，撇撇嘴，做出微笑的样子。

“这些人究竟为什么要遭这份罪呀？”聂赫留朵夫收下信，问。

托波罗夫抬起头一笑，仿佛聂赫留朵夫的问话正中他下怀。

“这就难于向您细说了，所能奉告的是，我们把我们所捍卫的人民利益置于一切之上，所以我们认为对信仰问题过分热忱总不及眼下流行的对宗教问题过分冷漠那样有害，那样可怕。”

“可是，怎么可以用宗教的含义来破坏善的起码准则，来拆散家庭呢？……”

托波罗夫依然脸带宽容的微笑，显然他认为聂赫留朵夫很可爱，无论聂赫留朵夫说什么，都是可爱的，但却是片面的，只有他才能站在国家的高度看问题。

“从单个人的观点来看，也许是这样，”他说，“但从国家观点而言，就有所不同了。不过，对不起，我要说再见了。”托波罗夫低头一躬，伸出握别的手来。

聂赫留朵夫跟他握过手后匆匆走了出来，一边走一边后悔跟这人握手。

“把人民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他学着托波罗夫的话，“哼，哪是人民的利益？是你的利益，是你的利益罢了！”他走出托波罗夫府邸时暗暗想。

聂赫留朵夫细细琢磨一番，看这些伸张正义、支持宗教信仰和肩负教育人民重任的机构，到底是把气力施展在哪些人的身上的。于是他想起了贩卖私酒被关押的农妇，被判盗窃罪的年轻小伙，被诬告纵火的所谓纵火犯，侵吞公款却受到偏袒的银行家。他还想起不幸的丽达，她之所以被关押，只因为想从她口里取得所需情报。此外他还想起违反东正教规矩而受难的教徒，要求制订宪法而被捕的古尔凯维奇。他琢磨一番之后忽然明白到，这些被抓、被押、被流放的人，完全不是因为他们破坏了正义或者做了违法的事，而是因为他们妨碍了官僚和富人霸占从人民大众那里搜刮来的财富。

无论是卖私酒的农妇，在市里闲荡的年轻小伙，代藏传单的丽达，不听官办教会话的教派信徒，要求制订宪法的古尔凯维奇，都在碍他们的手脚。由此聂赫留朵夫也就明白，所有那些官僚，从他的姨夫、参政官和托波罗夫到坐在各部办公室里的衮衮诸公，丝毫也不为许多无辜受罚的人感到不安，他们的气力都用在消灭危险分子上。

因此，他们非但不遵守为不冤屈一个无辜者宁可宽恕十个有罪者的原则，而且，为了清除一个危险分子，宁可除掉十个没有危险的人。这好比为了剜去一块腐肉，不惜切去一大片好肉。

用这来解释国家机关所为，似乎再也明白不过的了，但这么个简单明白的道理，却又使得聂赫留朵夫犹豫不决。这样复杂的现象就用这样简单而可怕的理由来解释——不可能！所有正义、善行、法律、信仰、上帝之类都是一纸空文，在于掩盖最最无耻的贪欲和残忍——不可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