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锦忙施礼称是，然后笑道:“陛下，这一百五十万两银子既然是借出去的，也要手利钱才行啊。”

苏超忙说道:“黄公公，不带这样的啊，那一百五十万两银子可是用在山西都司，又不是吕大人私人借的。

这办的是公家的事儿，哪里还有要利钱的道理？”

嘉靖皇帝哈哈大笑道:“看看这个吝啬鬼，不就一点利钱嘛，还这么舍不得的？

黄伴儿，算了，不用跟他收利钱了，有他苏超作保就行了，反正他弄不来钱还给朕，你去他家里要就是了。”

苏超即刻转头对吕本说道:“吕大人，户部那里也不能去便宜了他们，回头这钱您还是要拿回来才行啊，哪怕是分几年都可以。”

吕本笑道:“侯爷放心，这钱是借陛下的，自然要由户部还上才行。”

苏超笑道“有吕大人这句话就行了。”

接着他便对嘉靖皇帝施礼道:“陛下，臣南下清剿倭寇之事还要陛下这里给道旨意才行啊，臣也好再次接手剿倭之事。

到时候臣将这三件事情一起办了，彻底解决倭寇之患。”

嘉靖皇帝点了点头，说道:“行了，等朕见过了那个日本公主以后，再颁旨给你就是。”

这次事情办得很顺利，要跟嘉靖皇帝扯了一阵闲篇儿之后，苏超和吕本二人便各自拿了一大盒子的丹药出了永寿宫。

至于山西都司那一百五十万两银子，回头吕本在找黄锦去办就是了。

事情办得顺利，苏超和吕本都很高兴，一出永寿宫，吕本便朝苏超抱拳说道:“侯爷，老夫在这里谢过您了。”

苏超摆了摆手，笑道:“吕相您客气了，你这是办得国事，又不是谋私利，谢苏某干什么？再说您不也是帮我说话了嘛。”

跟着他有叹道:“这要是朝中之人都是咱们这样为国为民的，少些争权夺利，我大明岂能不兴盛？”

“唉……，谁说不是呢？”吕本也跟着叹道:“这严嵩父子刚刚下去，徐相又开始争权了，为了排除异己，不惜折损剿倭重臣，私心大于国利啊。”

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往西安门走过去。

这一路上两个了倒是没有再多聊什么，因为后面跟了一个太监，有些话实在是不方便谈。

到了西安门外，吕本便对苏超说道:“侯爷，到老夫的车上坐坐如何？”

苏超点头笑道:“好，那就苏某就陪着相爷坐坐马车。”

吕本的马车不小，上面还有碳炉和铁壶，在马车里就可以煮水泡茶。

吕本先是给苏超泡了茶，这才说道:“侯爷，徐相如今争权的势头很足啊，要想办法压制一下才行。

老夫自入内阁之后，便想踏踏实实的为大明做些实在的事情。

奈何那时严嵩父子深得陛下宠信，老夫是抗衡不过他啊，而且徐阶此人也是私心极重，不肯与老夫一起抗衡严嵩。

因此这些年来老夫是有志难伸，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先符合严家的利益才行，老夫着实是憋屈了好多年。

原本想着严嵩父子倒了，老夫终于可以好好的做些事情了，但是您看，徐相那里现在又开始大肆的排斥异己，揽权于一身，这跟当年的严嵩父子是如出一辙啊。

侯爷，老夫之所以跟您说这些，并不是抱怨，而是想侯爷能够与老夫一起压制住徐阶，让咱们这些做实事的人，能够痛痛快快的干上几年，也不枉为官一任啊。”

苏超见吕本这是跟自己吐露心声了，便知道这老头是真的在感谢自己了，不然一个成熟的政客绝对不会对别人说这样的话。

“吕相，您放心便是，现在徐相已经跟苏某掐起来了。”苏超笑道:“我已经告诉他了，胡宗宪我是要保住的，但是他依然不肯放手，苏某现在已经是没有退路可走了。

还有前面程建栋的事情，他连招呼都没打就动手了，也没有给苏某面子，这老徐看着比严嵩父子还狠啊。

我义父活着的时候，严嵩父子好歹也会给他老人家一些面子，事情没有做得太绝。

但是现在看徐相，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呵呵。”

苏超可是记得大明朝的党争开始愈发激烈的开端就是在严嵩倒台之后徐阶争权开始的。

明代的党争几乎伴随明王朝始终，其激烈程度在历朝可列头部。

从洪武开朝淮西浙东两大集团之争，演变至洪武十三年由朱元璋亲自定谳、颇有欲加之罪嫌疑的“胡党案”“蓝党案”；

再到英宗代宗两朝更迭中，夺门勋贵对景泰诸臣的反攻倒算；

直到嘉靖朝“大礼议”帝党旧臣水火难容终酿左顺门事件，及晚期严党独大遍及天下，以至于徐阶等“王学”诸臣不得不以小人之法“倒严”；

而到了后来的万历朝后期，朝廷内部以宣、昆、齐、楚、浙等区域为小集团的党争轮番上演，至天启朝终于演变成“阉党”和所谓“东林党”士大夫之争。

明代朝堂较之前代，多了厂卫恣肆，少了相权弹压，独夫政治下的“顶角平衡”，往往因皇帝怠政或权阉做大而产生了跑偏。

于是纷争不断，各派力量的此消彼长和反攻倒算，加速了朝廷内部的撕裂，也蛀空了帝国大厦的栋梁。

朝野之间从无休止的争吵和攻讦，为明朝的迅速败亡，献上了压垮病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晚明是明代党争的典型时期。

终明一代，党争源头依靠对道德、秩序崇拜的“正义性”被蚕食，直到晚明，凭借**裸的利益牌局，各方由最初的“所争者正”步步扭曲为“以争为正”。

这和宋末新党阵营乱入宵小投机的情况类似，作为阉党对立面的东林士人群体中，也不乏有趁机钻营、谋取个人利益的败类。

晚明党争之烈和宋末新旧党争是不相伯仲的，所谓“言愈长，争愈甚，官邪愈多，民害愈深，封疆愈危”的历史悲剧，再度轮回。

自嘉靖朝晚期开始愈演愈烈的党争，直接导致了大明国力的衰败，所有的官员都醉心于争权夺利，务实做事的人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