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良这里所说的风险,当然指的主要还是上海有关方面的对“星期日工程师”这种流动技术人员的不认可和设置的种种限制障碍,甚至是批判和处分。
他的这种担心和考虑不是毫无道理和无事实根据的。
实际上,从上海市来讲,对这种类似“挖墙脚”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归结起来,很多单位的领导对“星期日工程师”主要有“三怕”:一怕他们利用“八小时之内”干“私活”,影响本职工作;二怕他们胳膊“朝外弯”,泄露技术秘密;三怕他们收入增加,动摇“军心”。
国家的改革开放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在计划经济体制还占主流地位的条件下,技术人员利用工余休息时间,兼职社会服务,取得一些报酬的现象,常常被视为“不务正业”,“搞私活捞外快”,严重的还曾遭受到批判或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所以上海检察机关经常以对内办受贿,对外办行贿的名义,接二连三到江浙一带和上海乡下等地抓人。这其中,有收容审查的,有取保候审的,甚至还有直接批捕的。把很多地方的乡村干部搞得人心惶惶,严重影响到了当地乡镇企业的发展。
王国良的根据,他们学校就有两位老师,都有“星期日工程师”的经历。虽然他们两人最后的结果不同,但是他现在回想起来都记忆尤深,印象深刻。
现在和他一个教研组的杨老师,本来从事的是无线电的研发和教学工作。两年前,为了请教电视机生产技术,浙江湖州曾邀请他过去上课。
事情办成后,当地的乡镇企业领导塞给他一只信封,杨老师不敢要。但是对方最后还是硬塞给了他一条黑鱼、一只甲鱼,盛情难却,他只好带回来上海。
不知怎的,两条鱼的事情竟被人知道了,还被告发到了学校。学校很重视这件事,支部书记专门找杨老师了解,让他写了一个情况说明,然后在教职工大会上还作了深刻检查。
这件事当时在王国良他们学校引起轩然大波和强烈的反响。
要命的是,这位杨老师当时正是申请入党的关键时刻。因为这件事他还紧张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支部书记说“这个就不进档案了”,他心里的石头才算是最终落地。但是因为这件事,他被调离了课堂理论教学岗位,照顾到王国良他们的实训部门。
从此以后,这位老师就断了“星期日程师”的念想,不管是谁来相请,再也没有出去做过技术咨询这一方面的工作了。
还有一位老师,姓郭,是高级工程师,老家江苏常州。
其时他老家乡镇企业刚起步时,就不断有人通过亲戚辗转找来找他,家乡甚至愿意出10万元请他回去办厂。这时候王国良他们老师的月工资不过数十元,这就是相当大的诱惑了。
但是这位老师和家人很干脆就拒绝了。其实,上海大国企和大中专学校、科研院所的高级工程师,当然是不会轻易放弃上海户口的。
只是一推再推,却是乡情难却。他只好答应在节假日,力所能及地帮帮忙。
王国良和这位郭老师因为工作关系接触比较多,私下里关系也还不错,知道他曾经在海外留学多年,在船舶电子方面有很深的学术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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