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坐！快坐！”看到这般热情，我这一二十天中吊起来的心总算落到了原位。后来才知道，如此转变，全在多次为我用计。就是刚才接到北京医院打来的电话，也是一手安排的。

我在房间等候时，给打了个电话说：“你心胸不要总是那么狭窄嘛，银桥一听说你病了，很着急，买了东西要去看你。你要主动么，要有胸怀么。”就是在这种“催化”下，才让护士给我打来电话，而我给“买”的东西，也都是为我专门准备好的。

这场非同小可的矛盾，终于由给轻轻松松化解了。从医院回到身边，我如实将见到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很高兴，又随手把我的那份检查递给我：“拿去吧，自己保存起来。”

我真的把这份检查保存了起来，因为看到它，就会使我想到爱护我们卫士的一片深情厚谊，然而，没想到日后我保存的这份检查在**中被造反派抄家时拿走了，成了我“一贯反对”和的“铁证”了。为此我蒙受了严酷的政治迫害，这是后话，且不多说。

关于，生前对她有过很多评论，而且不知多少次严厉批评过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之前，对的批评教育总的来说还是惧怕的。到了晚年时，由于他的身体健康等原因，加上自认为登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所以，她对的批评教育采取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阳奉阴违手段。**开始，由“文化旗手”到“四人帮”的头目，身份也不单纯是“夫人”了，政治局委员的头衔使得她可以到处出头露面。这期间，对她的批评也显公开化，除了写私人信件外，多数把这种批评形式公之于领导干部之间，譬如公开在领导人的会议上，批示给政治局委员们传阅等。六十年代初期之前，因为基本没有什么官职，与她之间的不合大多仅限于夫妻之间。正因为这是夫妻两人之间的各方面的情趣不合，使得日常生活、精神生活都很痛苦与烦躁，是感情豪放的人，但作为一名党和国家的领袖，他又不得不把夫妻之间的不协调深深地埋在心底。

我是的贴身卫士、卫士长，老人家将我视为能交流内心感情的人，所以，许多不能在外人面前说的事，他却常常在床榻前、躺椅上、散步聊天中对我谈。

和我聊得很多很广，大到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小到他与我的家庭生活个人感情，其中他发自内心的对的不满和为担忧的话占了不少。

他发过这样的哀叹：“是我的老婆，要是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早把她赶走了！”

他有过这样的后悔：“早知道她这个人是这个样，当初就不会跟她结婚。”

他作过这样的断定：“是个‘是非窝子’，刀子嘴会伤人。我死后，人家得把她整死。”

这些都是五十年代讲的话，那时还没有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但对她却早有评判。

从说的话和他在面前处理的事看，我有这样一个总体印象：对有许多看法，甚至有时是愤愤的看法，但他没有办法——当然凭他能扭转乾坤的伟力，什么事都构不成对他的妨碍，但惟独对，他不能那样做，因为那是他妻子，尽管是一个无法同杨开慧那样贤惠、相爱的妻子相提并论的妻子。

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实际上已很少同在一起生活了，他烦她。在他身边带来的不是快乐和轻松，而是喋喋不休的政治唠叨和争吵。一生为政，但对那样“关心”政治却感到反感，他不愿意妻子介入他的政治世界。直到1956年，经周恩来一再提议，政治局常委们开会一致同意后，才有了她政治生涯中第一个正式的重要职务：的五大秘书之一。其余四个是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和田家英。

那天常委会还是晚上开的，直到天亮时才形成决议。会议期间我一直站在身后，开始他一直反对做秘书的提议，后来其他常委一再解释、劝导，天也快亮了，看得出也感到有些疲倦了，这时才表示少数服从多数。东方发白了，他的生物钟提醒他：该睡觉去了。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迈入了一个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

尽管如此，并没有改变对的印象。历史和现实不允许他改变他跟的夫妻关系，可是他依然采取“远远离开”的做法，因为夹在中间难办的情况，不仅对我们卫士是这样，对来说也是这样。试举一例——

自延安开始，为了让能休息和散散心，我们这些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总算把的“舞兴”培养了起来。于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南海有了著名的“周末舞会”。那时，只要没有什么重要会议和活动，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除彭德怀外，都会到舞场上翩翩起舞，也经常参加。在舞场上，他们这些革命老同志一反平常的严肃，个个十分活跃，他们特别愿意在这种场合与小青年们热闹热闹，越热闹越高兴。在舞场上，气氛特别好，没有上下级关系，没有男女老少之分，都很随便。

王光美等领导同志的夫人们也是舞场上的积极分子，她们的到来，更使舞场充满热烈优雅的情调。惟有一位来了，就会大煞风景，她就是。

每当舞会上突然出现时，舞场上会呈现一片难得的活跃、轻松、奔放气氛。那时年轻女同志都希望能同跳上一阵。可是当人们发现身后跟着一个时，欢快的舞会一下变得莫名其妙的拘谨，舞者不论男女都有些紧张，平常的逗笑声、取乐声会一扫而光。大家心里很明白是怎么回事，当然也明白，可碰到这种情况，他明显有些不自在。尽管他会用他那特有的幽默来调动气氛，但是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为此，背地里总对我们卫士发牢骚：“这个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扫兴。”

这种情况是不该出现的，因为舞会本来就该让大家轻松愉快，特别是能到舞场，对大家，对本人来说，更是希望有这种轻松愉快的气氛，如果适得其反就不好了。

怎么办呢？看来谁都不会，也很难提出什么办法。那些赫赫有名的领导人是不便提出什么想法的，那些来参加舞会的一般同志更是不可能提什么，本人则更难处理他带来的夫人了。冷落是不行的，老让她跟着也是不行的，因为很喜欢与年轻人一起热闹。那么有哪位男士——包括之外的领导人、普通人敢主动去邀请呢？显然极少和难得了。咋办？几次舞会后，我一直在家琢磨这件事，最后结论是：看来要靠我们卫士了。因为我们卫士一则全是男士，二则都是身边的人，三则都是、辈分下的“毛孩子”，四则平时也负有照顾的职责。果然这个办法得到了的赞赏——当然不能让感到我们是有意这样具有“任务感”地去做的。

从那时起，我偷偷向卫士们吩咐了这样的任务：在和都去参加舞会时，我们要积极热情地邀请跳舞，既不能冷落她，也不能让她太多纠缠。

一般情况下，和一起参加舞会时，第一曲舞会主动和跳，那时我们应该怎样掌握这个“度”呢？告诉你们一个秘密：与我们配合得极好，只要他不想再和跳时，他会暗中给我们卫士使个眼色。卫士们看到的眼色，就会马上行动，这样既“解放”了，又使虚荣心十足的感到自己永远是舞场上不可忽视的主角。

然而，毕竟是个难对付的角色，她会在舞场上突然出现怪论、怪调，以致整个舞场又陷入一种极不协调的气氛。记得1957年我们在杭州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那天，浙江省委为在大华饭店举行舞会，因为也在，所以晚上和及我们几个卫士便一起到了舞场。

舞场上，除了浙江省委、省政府的一些领导同志外，大多数是杭州市的几个文艺单位的姑娘和小伙子们。一到舞场就显得非常高兴，连声说：“跳么，好好热闹热闹。”

活泼的姑娘们正要拥向的一瞬间，她们看到了一身庄严、华贵的，戛然止步。原是叽叽喳喳的一片欢笑声，随着姑娘们胆怯地退到两边，变成了有节奏的，而实际上是死板得很沉闷的鼓掌声。

大家都感到很干巴，更是这样感觉。他到舞场里来，是想作为一名普通人进来的，可是现在却又不得不继续当他的领袖、主席。

惟独觉得正常。乐曲一起，她面带庄严、从容优雅地将手搭在的肩上，进入了舞池。她的舞姿确实很不错，但明显地缺少热情。看得出，跟她跳得有些别扭。

一曲完毕，在第二首乐曲再起时，我见朝我们卫士这边“发讯号”了，于是，便轻轻捅了一下田云玉。小田是个活泼机灵且长得蛮帅的小伙子，深得、喜欢。小田走到面前，很热情、礼貌地邀请，朝娇嗔地看了一眼：又是你的卫士挡驾了。这意思很明白，善意地微笑了一下。于是，和小田成了一对舞伴，又被“解放”了，到了群众中。

我坐在一旁，觉得有一种完成任务后的轻松感。

突然，音乐优美、奔放的舞场上响起一阵尖叫：“停停停，太刺耳了！太刺耳了！”

谁在这么咋呼？我一惊，全场的所有舞者也都一惊。我目光第一个任务是寻觅。看到了，朝发出声音的那个地方瞅了一眼，马上皱起了眉头。我马上明白了，准是干的。果然，只见远离乐队的双手捂着耳朵，很恼怒地朝着乐队在唠叨着：“你们声音不会小一点点？这么刺耳！”

乐队指挥十分惊慌地重新换了个曲子，但不知是紧张的原因还是什么其他原因，竟换了个更奔放的曲子。

“哎哟，吵死了！你们成心哪！”捂着耳朵直冲乐队走过去，“换换！马上换！”

当乐曲重新奏起时，舞场上完全是一片小心翼翼的、压抑的气氛，不论是还是省委负责同志都一再鼓动大家要“活泼”、“热闹”起来，可始终不得如愿。

回住处的路上，没有同坐在一辆车上。他老人家一声不吭，我知道他是在生的气。直到临睡觉时，他才冲我说了一句：“下次跳舞，要么不去，要么我不去！”

我什么话都没说，心里想着：这事我们没有办法，您老人家同样没有办法；多少事，只要夹在中间就搞不好，难道您老人家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