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桥不知所措地闷着头跟着在院子里转。一个是指挥几百万大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一个是个头稍比步枪高一点的小战士。谁也无法想象，此时此刻，显然这两个人的心头都闷着一股劲在赌气。

“千真万确。”六十四岁的李银桥今天依然十分开心地这样证实当时的这件轶事，“是非常有趣的人，有时像孩子一样逗人。”

雨已停。做了个深呼吸后，清清嗓子，然后在院子里散起步来，散步是一生最喜欢的运动之一，也是他最好的休息方式，同时又是他最佳的工作时间——中国革命史上几次最伟大的战略决策就是在他散步时酝酿的结晶。

此刻，也许正在想如何彻底摆脱胡宗南部队的纠缠，以实现西北战场的战略大转折。他的步子慢得每分钟仅走上六七步，每一步都仿佛给地球烙上个深深的印子。

跟在身后的李银桥可苦了，他琢磨着是否有意把他甩在屁股后面晾着他。一分钟走六七步，此刻，李银桥尽管踩着碎步，但依然觉得如同走钢丝一般艰难……终于，他那不安的脚步声惊动了，并且从此消除了这位巨人与一个小人物之间的一段“怨气”，领袖与卫士之间永久的深厚情谊就这样开始了。

后来，李银桥在他所著的《在身边十五年》一书中这样回忆他被“接纳”的过程——

“你叫什么名字呀？”

主席终于同我说话了。我迅速立正回答：“报告主席，我叫李银桥。”

“李、银、桥。嗯，哪几个字啊？”依然不紧不慢地问道。

“木子李，金银的银，过河的桥。”

“银——桥，为什么不叫金桥啊？”

“金子太贵重了，我叫不起。”

“哈哈，你很有自知之明嘛。”的口气转热烈，望着我问，“你是哪里人呢？”

“河北安平县。”

“父母干什么呢？”

“我父亲种地拉脚，农闲时倒腾点粮食买卖；母亲操持家务，农忙时也下地干活。”

“我们的家庭很相像么，你喜欢父亲还是喜欢母亲？”

“喜欢母亲。我父亲脑子好，多少账也算不糊涂。可是脾气大，爱喝酒。吃饭他单独吃，他吃馒头我们啃窝头，稍不称心就打人。我母亲心善，对人好，我喜欢母亲。”

“越说越一致了么。你母亲一定信佛。”

“主席怎么知道？”

“你说她心善么。出家人慈悲为怀啊。”

“您、您母亲也信佛吗？”我问。

“我也喜欢母亲。”说，“她也信佛，心地善良，小时候我还跟她一起去庙里烧过香呢。后来我不信了。你磕多少头，穷人还是照样受苦。”

“磕头不如造反。”

“好，讲得好。”点点头，继续散步，走过一圈，又停下脚问：“怎么样，愿意到我这里工作吗？”

我低下头。怎么回答呢？唉，与其说假话落个虚假，不如闭上眼睛说真话，做个老实人。

“不愿意。”我小声喃喃着。

一阵难熬的沉默。

终于轻咳了一声，打破了沉默：“你能讲真话，这很好。我喜欢你讲真话。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愿意在我这里工作？”

“我干太久了。从三八年参军，我一直当特务员、通讯员。我想到部队去。”

“噢，三八式，当卫士，进步是慢了些。就这一个原因吗？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比如说，在周恩来那里当卫士就愿意，来我这里就……”把声调拉得很长。

“没有，绝没有那个意思！”我叫起来，“我一直想到部队去。我在周副主席那里也说过这个意思。我在他那里干过一段，他了解我的情况，形势缓和后提出走的要求也容易。如果到主席这里来，怎么好刚来就提出走？”

“你怎么知道我会不放你走？”

“主席——恋旧。”

“什么？恋旧！你听谁说我恋旧？”

“反正我知道。”我说，“听人说你骑过的老马，有好马也不换，穿过的衣物，用过的笔砚茶缸，一用就有了感情，再有了多好的也不换。就比如你那根柳木棍，不过是孙振国背行李的木棍子，有了好拐棍儿你肯换吗？我们要是有了感情，主席还肯放我走吗？”

“哈哈哈，”笑了，“小鬼，什么时候把我研究了一番？嗯，可是我喜欢你呢，想要你来呢，怎么办？总得有一个人妥协吧。”

“那就只好我妥协了。”

“不能太委屈你，我们双方都作一些妥协。”认真地望着我说，“大道理不讲不行。你到我这里来，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可是，光讲大道理也不行。三八式，当我的卫士，地位够高，职务太低。我给你安个‘长’，做我卫士组的组长。”略一沉吟，做了个手势，说：“半年，你帮我半年忙，算是借用，你看行不行？”

“行！”我用力点头。

“好吧，你去找叶子龙谈谈，他对我更了解。”将手轻轻一挥，我便轻松地退下。他独自回窑洞办公去了……

李银桥后来听说，在与他谈话前，确实已经知道李银桥不愿来，但他还是对叶子龙和汪东兴说：“你们不要再考虑别人了，我就要他！”

这就是的性格。

在身边当卫士，主要是负责的起居生活和吃穿住行等日常事务，这是最贴近领袖的人了，用“形影不离”四个字来形容一点不夸张。解放以后，特别是被奉为“神”的晚年的一二十年生活中，党的副主席、国家政府总理等领导同志要见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的“联络员”、他的亲侄子毛远新要见他，也必须经过几道关卡。卫士却不同，吃饭时，是卫士端去饭菜，并陪在一旁静候他吃完；他办公时，卫士一般在门外值班，同时又不时地进去为准备些烟、笔墨和干倒茶之类的活；睡觉前，卫士要为擦澡、按摩，起床后，得为准备洗漱用具和水；外出活动与开会时，卫士更是寸步不离。

的卫士不像人们在电影里看到的列宁的卫士瓦西里式的彪形大汉，他的卫士一般都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

“太大了，有些事情就不好意思再让他们干了。”不止一次地这样说。因为在个人生活上是非常“保守”的。他每天要人擦澡、按摩，才能睡得着觉，又时常因为便秘要人灌肠。这些事用年龄大的人就不那么自在了，而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基本上还是孩子一般，爱用这些大孩子，用起来也自在得多。

“是这样，我刚到身边时也就是这个年龄，傻乎乎的，什么都不懂，心里想的全是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就是照顾和保护好，所要我做的一切都是崇高而神圣的战斗使命。”卫士长李银桥这样说。“不过，”他又说，“时间长了，我们这些当卫士的便发现虽然是主席，是领袖，但又是一个极普通的人。每个人所有的吃喝拉撒，他也完全一样。譬如，不愿在外人面前暴露一些个人生活习惯上的小，不愿生人在他身上东摸西瞅的。他身上也有痒痒肉，有时我们在擦澡时，不小心碰到了他的痒痒肉，不是极其敏感地阻止你的进一步行动，就是像孩子一般地嚷着：‘哎哟，别动了，别动了，哈、哈、哈……’地逗笑起来。”

的特殊性格，决定了他使用贴身卫士的特殊标准。

“你千万别认为的标准高得不可攀。”打从1947年起，几乎参与了所有卫士的选拔工作的李银桥说，“话得说回来，中央警卫部门在挑选的警卫和卫士时，确实是百里挑一、万里挑一啊，可到了那里便只剩下了一条标准，用自己的话说，就是‘与我合得来’便行。”

这个“合得来”仅为三个字，内容可是丰富无比。在的一生中，真正被确认与他“合得来”的人可是不多。他政治上最得力的助手、接班人，像、，还有曾经是“与我很合得来”的彭德怀，后来都被认为是“合不来”的人。后夫人是认为“最合不来”的人，虽然她是的妻子。妻子是“最合不来”的人，注定了一生在个人生活上的悲剧。这个“合不来”又是一个轻易无法甩掉的包袱，我们可以想象自同结婚后的那几十年间，他在家庭与个人精神生活问题上是多么的痛苦。卫士是他日常生活中可依靠和可作些调整精神生活的人。自然，十分注意要求能够与自己“合得来”。

怎样才算“合得来”，连长期专门负责警卫、安全工作的罗瑞卿、汪东兴、叶子龙也是很难把握得准的。如此结果，便是自己是挑选自己卫士的惟一，也是最后的裁决人。

因此，说同“合得来”，这既是极为简单的内容，又是万分复杂的事情。汪东兴、叶子龙大概为此不知白了多少头发。但当我们问起那些曾当过卫士的同志，他们却说：“非常简单。”

“说的‘合得来’有时是政治感情上的一致，有时是性格秉性上的相同，有时是言行举止上的默契，有时是‘老头子’对机灵可爱的小伙子的一种特殊宠爱。一句话，完全凭的感觉。”李银桥用这句话，概括了一位伟人所说的“合得来”的全部涵义。

后来，我们走访了的其他几个卫士，他们畅谈自己被选为卫士的过程，都证实了这一点。

封耀松，浙江人，他在当卫士之前，是经过有关部门严格考察的。但无论谁打保票，最后拍板还得由本人来决定。

这一天，封耀松被人领进的卫士值班室，他被告知去身边工作。这对一个穷人家的苦孩子，一个参加革命不久的小战士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过去，封耀松只是从书本上、画像上和领导的报告中，见到和听到。如今，要真的见到了，而且从今以后开始每天在这位全中国独一无二的大人物身边，封耀松自然激动得从前一天心律就加快了许多。此时，他趁卫士长到那里去报告之时，已把放在胸口上的一份早已写好的决心书拿了出来。

卫士长回来了，小封便把决心书交给了他，并保证道：“卫士长，我一定按决心书上说的去做。”

“哈哈，瞧你，一句话错了两个字。”卫士长李银桥看了一眼，便大笑起来。他拿着小封写的决心书念叨：“我西生自己也要保护好主席。”然后，他像逗小弟弟似的拍拍小封的肩膀，说：“等一会儿我教你怎样写‘牺牲’两个字，现在跟我去见。”

此时正在书房。封耀松随卫士长一起进了门，不知是错觉还是幻觉，小封只感觉在书山中坐着的全身闪耀着一缕缕耀眼的光芒，使他的眼睛都睁不开。他赶忙用手揉了一下眼睛，发现自己的睫毛上早已被泪水浸湿了，那热流顺面颊淌在了胸襟上。

“主席，他来了。”卫士长轻声地报告道。

“噢，你叫什么名字啊？”坐在藤椅里仍在看书，没抬头，“过来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封耀松哪经过这种场面，他今天不仅见到了主席，而且听到了主席的声音，并且是亲自在与自己说话呢！他傻呆呆地站在原地，竟然连话都不会说了。

连问两遍，见没有回音，便扭过头来。看了看小封那个样，然后缓缓站起身，走到封耀松跟前。那只挥师百万大军，消灭八百万国民党军队，推翻蒋家王朝的大手轻轻地落在了小封的头上。“嘿，我说么，还是个娃娃呢！”最高统帅慈祥地说。

封耀松这下总算是被大手的“电流”触醒了，赶快叫了一声：“！”

答应了一声，又问：“你叫什么名字？”

“封耀松。”

“封——耀——松，是不是那个河南开封的封啊？”

“不是，是信封的封。”小封一本正经地“纠正”的话。

“哈哈……”开心地大笑起来，像慈父似的用那双大手帮小封整了整纽扣，说：“小鬼呀，不管你有几封信，不开封是看不见信的哟。知道吗？那是一个字，懂吗？”

封耀松瞥了一眼站在一旁也在笑着看着自己的卫士长，似懂非懂地向点点头。

“今年多大了？”

“十六。”

“爸爸妈妈都是干什么的？”

“爸爸给人拉黄包车，妈妈在家做家务。”

“噢，标准的劳动人民呢！你呢？你以前都干过些什么呀？”问道。

“当过点心铺的学徒。”小封回答道，“去年到省公安厅警卫处学习。再后来，就上待的地方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