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的社会制度远比咱们一般人想象的更为先进。罗马虽然是奴隶社会，但也是一个高度法治化的社会。在前七百多年的时间里，罗马还是个民主社会，国家大事都由元老院开会决定，任何人都得服从法律，根本没有皇帝这个职位。

在严格的法律制度下，你就算再有钱有势，也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社会身份就很重要了。罗马地域广大，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非罗马地区的人民很难拿到罗马公民的身份证。因此罗马公民在当时属于特权阶级，可以受到很多照顾。

而我们要讲的，是一个拥有罗马公民身份的犹太人。

他叫保罗。他将改变世界，也将永久改变哲学的境遇。

罗马帝国的扩张方式和亚历山大有点像，在文化和宗教上，它奉行的不是剿灭而是宽容政策。比如罗马去征服蛮族的时候，蛮族也有自己的神灵啊，结果罗马人建了一个“万神殿”（今天还可以看到），把各个蛮族的神灵都供奉到里面。蛮族一看打仗打不过罗马，投降后自己的神灵还能进入那么雄壮的神殿中，所以一点抵抗力都没有，成批成批的就都投降了。

因此在罗马帝国境内，众多宗教可以互相杂处，其中也包括犹太教和基督教。

这里得稍微说一下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关系。

犹太教和基督教并不是同一个宗教。在犹太人中先产生了犹太教，基督教是从犹太教中发展来的。

犹太教和基督教都信奉上帝，也都相信会有救世主来拯救他们（“基督”和“弥赛亚”是一个词，都是“救世主”的意思）。区别是，基督教认为救世主就是耶稣，而犹太教不承认耶稣是救世主，反而认为基督教是异端。因此他们才将耶稣处死在十字架上。

在对待经文上，两者都信奉《旧约》，但只有基督教相信《新约》。《旧约》和《新约》的区别在于，一个是记录耶稣降生之前的事，一个是记录之后的事。

保罗和耶稣处于同一个时代。早年的保罗是犹太教徒，他听从教长的指示，积极迫害基督徒。据《新约》说，保罗在追捕耶稣的路上见到了耶稣的启示，从此皈依了基督教。

后来证明，保罗的皈依对基督教极为重要。

保罗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向犹太人以外的民族传播基督教。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工作。在保罗之前，基督教只限于犹太人自己信仰。只因为保罗的传教，才使得基督教后来能成为世界性的大宗教。

但这也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因为不论是犹太教徒、基督徒还是非犹太人，他们都不理解保罗的行为。

第一，犹太教徒当然认为保罗是异端。

第二，犹太教的特点是非犹太人不接纳，你要没有犹太血统想皈依都不行。而最开始的基督教也继承了犹太教的这个观念，不少信基督的犹太人觉得，基督教用来救犹太人就好了，不应该接纳外族人。所以他们也反对保罗的传教。

第三，基督教的一个特点是一神论，信奉基督教就得放弃信仰其他神灵。因此那些被传教的非犹太人觉得，保罗传播新宗教是在破坏我们的传统，冒犯我们的神灵。

总之，保罗是几头不讨好。按照《圣经》的记载，最紧张的时候有人要刺杀保罗，多亏保罗有罗马身份证，有特权，这才得到罗马士兵的保护，安全离开。其实这帮罗马士兵也是看在保罗的身份上才保护他，他们自己也恨不得迫害保罗。

所以保罗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不久他就遭受了另一场灾难。

公元64年7月17日夜里发生了一件大事。西方世界的中心，全欧洲最富饶、最美丽的城市罗马突然烧起了一阵大火。这火也太大了点，持续烧了六天七夜，整个罗马城的三分之二都被烧为灰烬。

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还不错，不仅积极救火，还打开自己的宫殿安置灾民。但随后传出各种传闻。有的说尼禄是想要写出一篇能和描写特洛伊大火相媲美的诗篇，故意让人放火的。也有的说尼禄是为了扩建自己的宫殿放火的。——三分之二的罗马城啊，如果后一条传闻属实，那么尼禄毫无疑问是史上效率最高的拆迁商。事实上，在罗马大火后不久，尼禄的确在废墟上建起了更大更漂亮的宫殿。

或许是为了洗脱自己的嫌疑，不久以后，尼禄对外宣称这场大火是基督徒所放，同时展开了对基督徒大规模的逮捕和残杀。

有人说，保罗就死于这场大火，或者是在这个时期被审判处死的。

关于罗马大火和保罗的遭遇，史学家们有很大的争议。但细节到底如何其实不重要。关键是，保罗从此在历史上销声匿迹，而基督徒们受到了极为残酷的迫害。

保罗的时代，人们对基督徒有诸多偏见。

在基督教刚出现的时候，基督徒们以为世界很快就会毁灭。所以他们并不热衷于传教，也不像其他宗教那样建立自己的教堂，撰写经文，只是搞一般的宗教聚会。所以在外人看来，基督徒们非常神秘可疑，也造成了很多误会。

比如当时有一些基督徒不理发不剃须，因为他们认为理发剃须是对造物主所造之物的人工修饰。这就让外人觉得，基督徒总是长发长须，打扮怪异。

再比如，基督教中有分食葡萄酒和面包的习惯。酒和面包象征着耶稣的血和肉。但是外人以讹传讹，就产生了基督徒吃人肉、喝人血的传闻。

还有，基督徒信仰的是一神教，其他任何神灵都不信仰。而在古罗马时代，人们的社会活动是离不开神灵祭拜的。比如丰收的时候就要祭祀农业女神。这不仅是一项宗教活动，也是一项社会活动。然而基督徒出于信仰，拒绝参加这类活动。别人都上街庆祝的时候，他们躲在家里，这会让外人觉得他们既不合群，又神秘怪异。

另外，基督徒们相信世界末日就快到来，到处宣传“天上将会降下巨大的火球烧毁一切”。这也成为当时很多人疑心基督徒是罗马大火凶犯的原因之一。

说起来，被外人误解也算是基督教的传统。

1800年后，当基督徒们到中国办免费的育婴堂和医院的时候，有中国人觉得这世上怎么可能有人白做好事，便说：“洋教迷拐童男童女，剖心挖眼，以为配药点引之用。”

基督教又允许女人信教。在龌龊人的心里，就想象成了“每令妇女诵经侍坐密室”或者“群党喃喃诵经，事毕，互相**以为欢”。

基督教要妇女独立，不再听从父兄的封建管制。父兄们不肯相信这是封建家教无能的结果，便说教堂对妇女“投以媚药，使其欲火中烧，一经交接视本夫如粪土”。

传教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呀。

保罗就在这种条件下逆流而上。他的优势在于，他拥有希腊哲学这个武器。

前面说了，那个时代，不同文化、不同宗教都在城市广场上共同辩论，因而基督教常常会受到各种稀奇古怪的质疑。

比如基督教说上帝创造了世界。有异教徒问：

“那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在干什么啊？”

——谁知道在干什么啊，人家上帝也不能什么事都跟你说啊。被问急了，基督徒就没好气地回答：

“上帝在给你们这些异教徒准备地狱呢！”

回答挺虎，但总这么回答也不是个事，这时候就只能让哲学上场了。

历史上有一个规律，在斗争中，哲学总站在弱者的一方。

这是因为哲学讲思辨，讲道理。而只有弱者才会去讲理，强者不需要讲理。

这也是因为，哲学继承了苏格拉底讨人厌的疑问精神。只有弱者在面对强权垄断的时候，才有质疑权威的需要。

处于被歧视地位的基督教正需要希腊哲学的帮助。

保罗有深厚的希腊哲学功底，在传教中又和希腊哲学家发生了辩论。因此他将哲学的思维方式应用到传教中，撰写了大量的神学文章。这些文字后来被称作《保罗书信》，成为《圣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保罗之后，还有很多基督教的传教士把哲学当做了传教的武器。正因为保罗他们的工作，基督教才拥有了完善的理论基础，和其他宗教相比获得了巨大的优势。同一时期的其他宗教在历史长河中大都衰落了，只有基督教最终成长为世界级宗教。在哲学史上，这时的哲学被称作“教父哲学”。

帮基督教宣传这事，对哲学来说既好也不好。

好的地方在于，这回是显了哲学的大能耐了。基督教对世界影响深远，起步阶段的汗马功劳就是哲学立下的。

不好的地方在于，宗教和哲学在根本上是无法协调的。宗教要求信仰，哲学要求怀疑，要不苏格拉底也不能被控诉不敬神。和宗教结合在一起之后，哲学注定无法发挥自己事事怀疑的真能耐，只能沦为宗教宣传的幌子。

比如在教父哲学时期，基督徒看希腊哲学很有威望，就喊出“真哲学即真宗教，真宗教即真哲学”的口号。还有人说，在基督降临之前，基督教的光芒就已经照到了部分希腊人的心灵，所以才出现了希腊哲学。

总之在教父哲学家们的口中，哲学的怀疑精神一点没有。这里的哲学只是用来装潢门面的招牌，就跟今天算命的搬个电脑搞“科学算命”一样。

不过教父哲学里有一个人可以说一说，他叫奥古斯丁。

——顺便一说，别跟奥古斯都搞混了。奥古斯都是古罗马皇帝常用的头衔。

奥古斯丁早年信仰摩尼教，还沉迷过肉欲享乐。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能克制，获得更高级的精神追求。

但是咱都知道，克制哪那么容易啊。正像王尔德说的：“我能抵抗一切，除了诱惑。”临考前徘徊在网吧门口的同学们，减肥时反复开关冰箱门的姑娘们，最能理解抵抗诱惑时的痛苦和投降后的懊悔了。

据奥古斯丁自己说，有一天，他被自己的折磨得痛苦万分，为此狂走力尽，躺倒在一棵树下哭泣。这个时候，他听到一个清脆的童声在反复吟唱：“拿起，读吧！拿起，读吧！”

他随手翻开一本书，正是保罗当年写的《保罗书信》，而且奥古斯丁正好翻到书中教诲人要克制的篇章。奥古斯丁读了之后大为震撼，感到自己受到了上帝的神谕，于是皈依了基督教，成为基督教历史上重要的圣贤。

奥古斯丁在皈依基督教之前仔细思考过信仰的问题，也认真学习过哲学，因此他并不是只把哲学当做神学的工具，而是真心想通过哲学来探求真理。奥古斯丁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解决了一个长久困扰基督教的逻辑弱点：

《圣经》说上帝是全知、全能和全善的，那为什么会允许人间存在这么多丑恶和痛苦？

我们知道，《圣经》里说，亚当和夏娃因为偷吃了禁果，违反了上帝的禁令，所以被逐出伊甸园。但是上帝是全知的，不仅知道过去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还知道未来所有即将发生的事情。那么前面那个问题还可以问成：

上帝既然知道亚当和夏娃会偷吃禁果，为什么一开始不去阻止他们？

奥古斯丁的解释是，关键在于自由。上帝给了亚当和人类自由意志，所以也必须让人类拥有作恶的可能。

更具体地说，上帝是善的，而上帝的善表现在上帝对人类的行为要进行公正的赏罚。那么既然要赏罚，前提就是人类必需拥有自由意志，必须能自己选择行善还是作恶，否则人类就不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段论证对我们的意义是，首先，它十分巧妙，把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说法给解释开了。其次，这解释强调了自由的重要性。甚至暗示了一个意思：和消除人世间的所有恶行相比，自由更重要。

一说到自由我们会想到，这东西亲近的是哲学，不是宗教啊。宗教有各种不可质疑的信条。只有哲学才允许无拘无束的怀疑，才是真正自由的。所以可以说，奥古斯丁的解释意味着，哲学内在的自由天性和宗教信条注定是无法融合的。

正因为根本上的不可调和，那时有个教父哲学家说过一句名言：“上帝之子死了，虽然是不合理的，却是可以相信的。埋葬以后又复活了，虽然是不可能的，却是肯定的。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

这话常被人总结为：“因为荒谬，我才相信。”

换句话说，他认为信仰这种事用哲学来论证本身就是错的。对于宗教信就信了，你讲什么理啊。有趣的是，说出这句话的教父晚年和罗马教会决裂，自己成了异端。但他这话却说到了理上，宗教和哲学本来就不能调和。保留哲学，对教会来说就是养虎为患。现代作家威尔？杜兰就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比做希腊人留给基督教的“特洛伊木马”。

总有一天，苏格拉底的讨厌精神也会让教父们抓狂的。

不过时候还早。教父哲学的时代，各种宗教流派激烈冲突，人们沉迷于各种宗教辩论和仇杀，根本没有哲学发展的机会。

这很好理解，宗教是来救人的，哲学是来讨厌人的，完全没竞争力呀。

所以这个时代的哲学只能静观其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