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敬殿内朱由检正在和户部郭允厚、笪继良、霍维华三人商讨政务，在经过了近一年的筹备之后，粮食局总算是初步进入了正规。

不过在这一年的筹建当中，笪继良也发现了不少问题，于是向皇帝汇报道：“…从以上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如果粮价过高，北方的百姓就无法购买；但如果粮价过低，那么南方的农夫就不愿意种植粮食。

所以今日之问题，不在于南方产粮之多少，而在于北方百姓究竟能不能得到粮食。就臣以目前的状况来看，如果想要南粮北运，就必须对粮食的价格进行补贴，否则就无法让普通百姓购买到南方运来的粮食。

根据臣和粮食局官员们的计算，稻米的话每石要补贴三角五分，杂粮的话要补贴一角五分。以去年北运的一千五百万石粮食计算，我们大概补贴了将近四百万元的差价。扣除一百五十万元的解运费，我们实际补贴了将近二百五十万元，其中七成来自于商税，三成来自于盐税补贴。

按照粮食局的官僚们计算，去年北运的粮食数量并没有超过平均线，一般来说北运的粮食数量基本在二千万石上下，如果遇到北方大灾，则会上升为三千万石。也就是说，我们每年补贴的粮食差价，大约在二百五十万元到五百万元之间…”

在笪继良汇报完毕之后，郭允厚就说道：“按照户部官员们的讨论，想要解决北方的粮食缺口，最好还是大力兴建北方各省的水利工程，提高北方的粮食产量，主要是小麦的产量。另外便是推广玉米、土豆、红薯等杂粮。

土豆适合于北方山区和甘陕地区的气候，而玉米、红薯耐干旱，最重要的是玉米秸秆可以喂养大型牲口，而红薯的藤蔓不仅可以用于饲养家畜，还能让人食用。如果能够在北地多收获一石粮食，就相当于在南方收获了五、六石粮食…”

朱由检听完了两人的汇报之后，不由点了点头说道：“就粮食生产这部分来说，你们两人倒是讲的不错。不管怎么开拓南方的耕地，都不如保证北方的粮食生产。

当然，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提高北方农户的收入，来解决南北粮食差价的问题。比如发展北方的手工业或是种棉产业等等。笪继良你回去之后，重新拟定一个北方粮食种植计划，还有北方植棉规划出来…”

待到郭允厚、笪继良两人退下之后，没有多说什么的霍维华才向崇祯劝谏道：“陛下，今日南方粮食生产不足，终究还是粮棉争田和粮桑争田上。

棉花我们还可以用北方大规模种植棉花，或是海外种植棉花以打压南方的棉田。但桑田就不一样了，除了南方之外，似乎就没有比江南生丝品质更好的地方了。即便现在湖广两地不断拓展沼泽地，当地百姓种植桑树和稻棉的，也是三七开而已。

因此，臣以为，想要保证南方粮食的产量，光是保护粮价是不够的，还需要打击生丝的价格，让这些南方农户们觉得种植桑树无利可图才行…”

霍维华的建议虽然颇有道理，但是崇祯却没有表态。毕竟现在生丝贸易正是内务府最大的进项，而郑芝龙等海商及南方的士绅也不会放弃来自于生丝贸易的利润。

不过郭允厚、笪继良两人提出的，恢复北方农业生产，在眼下气候不利的状态下，以杂粮取代小麦成为北方的粮食主项，还是被崇祯听进去了。原本已经在各地有些基础的玉米、土豆、红薯种植，成为了崇祯四年推广的北方粮食主要种植作物。

而在京城的另一边，户部官员们终于听到了关于柬埔寨的粮食发展计划，于是郭允厚、笪继良等户部官员立刻上书崇祯，认为这个驻扎于柬埔寨的经济发展计划署，应当由户部派出官员进行管理才是。

此前争吵的昏天黑地的礼部和总理衙门，在户部官员发出了异议之后，迅速达成了和解。决定了双方共同委派官员管理，这个驻扎于柬埔寨的经济发展计划署。

前来京城向大明输诚的柬埔寨各方使者，也在礼部和总理衙门的共同压迫下，终于认同了大明对他们的调解方案。

柬埔寨的王位归属于波尼奴，乌迭亲王拥有王国摄政的权力，吉哲塔二世的儿子拥有王位的继承权。三方要在大明使者的见证下起誓，互相再不攻击。

为了保证柬埔寨不发生内乱，大明将会在柬埔寨的王都乌东设立一个衙门，以调节三方之间出现的矛盾。对三方势力的划分进行确认，以防止三方出现新的矛盾。

柬埔寨国内的三方代表还向大明进行了宣誓，表示他们只服从于大明一个宗主国，任何向外援引其他势力进入柬埔寨的行为，都将会受到上天和大明的惩罚。

柬埔寨三方使者在京城掀起的波涛，在礼部和总理衙门的压制下，终于趋向于平静了。唯一感到失落的，还是无法插手的户部官员。在六部权责日趋分明的今日，谁能够扩大手中的权力，都能为本部门牟取不小的利益，这也是户部官员感到遗憾的缘由。

而在进入了三月之后，由英国公亲自主持侦办的勋戚谋逆一案，也渐渐进入了尾声。这些不愿意自己生活中出现任何变动，只是一心想要把现在的爵位、财富和生活方式传承下去的勋戚们，遇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波折。

在崇祯此前的数次改革下，稍稍有些能力的勋戚们，都已经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缩小手中的土地面积，将这些土地资本转化成了实业资本，从而获得了比地租更高的利益。

但也有那么一些勋贵，他们除了兼并土地，向庄户收取田租之外，就完全没有其他的牟利想法。偶然有那么一两个勋贵，看到了股票市场内的激烈升降，想要博上一把，却毫无列外的失败了，不得不重新回来当安稳的地主。

但是现在，在英国公和诏狱刑具的双重威胁下，这些不想作出任何改变的勋贵们，在崇祯四年三月不得不主动作出了改变。把手中的土地交给英国公，用以成立一个类似于宗室基金会的组织。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救赎。在剩下了最后七个人之后，英国公不再派人继续劝说，而是告诉他们，他们之中只有两人可以出狱，剩下的人将会作为谋逆犯进行审判。

原本还在死扛的剩下七人，在犹豫了一刻钟后，顿时有人开始迫不及待的向英国公恳求宽恕了。英国公挑选了揭露旁人最为利害的两人，作为谋逆案的证人。

接着他告诉剩下的五人，承认有罪的，将会被流放海外；坚持不承认的，将会被判以极刑。

三月二十七日，剩下的五人都选择了认罪。他们的土地、府邸被没收，但随身财物获得了保存。年六十以上及十六以下的男女被准许返回原籍居住，其余人等被发往库页岛、扶桑岛、海参崴、庙街等地。

三月二十九日，英国公写完了这起谋逆案的结案书后，于当晚逝世于睡梦之中。而就在七日前，英国公世子张之极已经前往了婆罗洲，担任婆罗洲总督一职。

于是，英国公世孙张世泽替代父亲发孝送葬。在送葬结束之后，张世泽向崇祯递交了英国公的遗折，遗折上面请求皇帝准许张世泽接任英国公之位。

虽然跳过世子，让张世泽接任英国公之位，让勋戚和官员们都有些震骇。但英国公去世前办理的勋戚谋逆案实在有诡异，也让英国公府失去了不少勋贵和文臣的信任，因此最终大家都没有对这事发表什么看法。

也就在三月二十九日，夏允彝终于起程，从西安返回京城了。在陕西的这几个月中，他终于明了了古人说的一句话：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夏允彝此时才真正认可，此前崇祯每次前往燕京大学时，都要对他们说：与其在安静的书斋里读上十本书，还不及亲自同十个农夫进行交谈，更能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

在陕西的这几个月中，夏允彝发觉，曾经那些让他感到敬仰的名士君子，口口声声要以民为本的士绅大户，一旦触及到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就会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

在他行走陕西各个地方时，几乎每个县内都有那么一些洞悉世情之人。这些人在他面前也毫不掩饰的说过，整个大明朝自上而下都烂的很，要是官吏再这么**下去，百姓迟早会对朝廷绝望。

这些人也同样知道，土地兼并将会把那些底层的农民逼上绝路，这些无地的流民在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就会成为引燃地方民变的火种。

但是，也同样是这些人。当他们拥有了哪怕是一点点权力，他们都要用以压迫敲诈那些毫无反抗能力的百姓，来为自己获取好处。

只要有兼并土地的机会，他们就绝不会放弃，试图把周边的土地都变成自家的田宅。

在没有见到这些人之前，夏允彝还真难以相信，这世间居然会有如此厚颜无耻，口是心非之人。他们中有不少人，还是地方上出了名的君子和乡贤。夏允彝此前三十多年竖立的价值观，在这个冬天被砸的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