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提出的集权和分权主张，终于让一直感觉心里不踏实的黄立极有了一个底。如果朝廷中枢真的能够做到集中决策之权，禁止下面的官员擅自讨论朝廷的政策，对于他这个内阁首辅来说，倒是减轻了不少压力。

对于现在的内阁来说，最为艰难的不是制定政策的时候，而是向地方发布政策，并要求地方遵照执行的时候。每当内阁好不容易推出了一条政策，地方官员们就有人跳出来挑毛病，然后朝中的一些官员就开始推波助澜，激化矛盾之后将问题转嫁到内阁身上，特别是他这个首辅身上。

黄立极当然清楚这些官员这么做的缘由，无非就是想要打击内阁还有他这个首辅的声望，最终催促现在这个内阁失去皇帝的信任从而倒台重新组阁，好让他们可以上位罢了。

这个世界上任何一项改变现状的政策，都不可能找不到被人批评的缺点，因为改变现状就等于让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受到损失，或是为了长远的利益而暂时失去眼前的利益。既然有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失，自然就会有政策的反对者。

而只有什么都不做的人，才能好整以暇的批评做事的人，而不必担心被人攻击批评。不管是从前的内阁还是现在的内阁，身为大明的管家都是不可能不做事的。更何况正在推进改革的黄立极，更是露出了大量可供人批评的弱点。

可以说，黄立极虽然获得了比以往大明首辅更多的权力，但是他却从未有一日享受过这个权力所带来的好处，反而每一日都战战兢兢的应对着，不知会从何处飘来的暗刀暗剑。

这也是为什么他必须要紧紧跟着崇祯的步伐，推动着改革的前进，非如此他就不能保住自己现在的地位啊。也正因为他现在举着改革的旗帜，所以下面一群对大明现状不满的官员，才会力挺他，对抗着那些反对者。

但是这种如履薄冰的日子，黄立极过的实在是有些心力憔悴了。他并不是穿越者，他并不知道十多年后大明就会亡国了，因此对他来说，能够维持住这个国家的正常运转，就已经是任内杰出的政绩了。

在经过了两年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原本因为天启党争而分裂对抗的朝廷官员，在改革的过程中开始重新分化站队，党争造成的政治对立开始逐渐和解。

过去几年中各地灾荒不断，导致田赋收入不断减少，大明国库空虚朝廷用度紧张的问题，也因为银行、工商业、海外贸易的振兴开始得到了缓解，光是今年从工商业和关税中解运到国库的税金，已经差不多超过了往年的盐税收入，这就是一个极好的兆头。

而西南的奢安之乱、西北的流民和灾民、关外的后金和蒙古、东南的海盗等问题，也一个个的正被解决着，就算没有解决的，也看到了问题解决的方向。

动荡不安的社会开始渐渐稳定下来，激烈对抗的政治斗争开始缓和下来，各地的经济生产开始得到恢复。到了现在这个局面，黄立极便觉得改革的步伐应当稍稍放缓，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更为适合当前的局面了。

然而作为一名不够坚定的改革者，他此前是在崇祯和想要清算他的东林党人的逼迫下，才举起了改革的旗帜。那么到了现在改革风潮已经蔚然成型的时候，他也同样顾虑颇多的不敢放下手中的这面旗帜。

一旦被改革者视为叛徒，而又不能获得保守派官员的谅解，他就会成为一个首鼠两端，人人声讨的政治失败者了。

现在崇祯送到他面前的集权和分权之策，终于让黄立极看到了如何将自己身上的政治责任分散出去，和如何获得对于地方官员的进一步控制，从而为他将来平稳交接内阁权力做好了铺垫。

一个囊括了大明高级官员的国务委员会，不仅仅会加强朝廷政令的权威，而且也让黄立极看到了逃脱被皇帝继续牵制的可能。

如果这个国务委员会成立后，大部分成员还是支持内阁，对大明进一步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变革，那么反对改革的声音无疑会减少很多，对于黄立极执掌的内阁来说就是一件好事。

而如果大多数委员反对进一步改革的政策，对黄立极来说也不是一个坏消息，起码他不必单独同崇祯对抗，还要不要继续深化改革了。

所以黄立极迫不期待的向崇祯表示了称赞，他这是真心觉得，今天皇帝提出的这个主张很好。称赞完之后，黄立极看了崇祯面前的书桌后说道：“陛下主张的集权和分权的设想，臣回去后便同阁内的同僚们商议。让他们连同重新划分的督抚防区方案一起交给陛下。

不过臣还是想要问一问，陛下出征前写下的诏书是不是可以销毁了？总参谋部和孙恺阳在本次作战中固然是劳苦功高，但是臣还是希望陛下能够赏罚有度，不可太过，否则恐怕会激化宫外某些人的情绪。”

朱由检想了想说道：“黄先生说的是，此次论功行赏，朕会小心从事，不会给他们太多口舌的。先生若无他事，便自去吧…”

抱着崇祯给予的一份文件，黄立极欣喜的离开了乾清宫，返回内阁去召集同僚讨论如何集权去了。

于是乎，那些不停向内阁上书的官员们发觉，原本焦头烂额的内阁阁臣们，居然莫名的安定了下来，他们雪片一般的上书并没有获得一个正面的响应。

就在京城官员们还在观望，皇帝对于立下大功的孙承宗会如何处置的时候，京城几所院校的学生们正展开了一场，关于什么才是孝道和女子出门工作是不是符合纲常的讨论。

这两个问题，前一个是起于几名学生和士子之间的争吵，争吵的缘由是：皇帝在出京亲征时，断发以祭奠牺牲的烈士，是不是有违孝道。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这是《孝经·开宗明义章》中的一句，虽然没人敢于质疑皇帝当时的行动有没有这个必要，但是一部分对于这场战争胜利归功于武人不满的士人，以探究学问的名义，隐晦的批评皇帝的行为并没有遵守经义。

燕京大学的几名学生刚好听到了这些士子对皇帝的非议，国子监改为燕京大学之后，凡是就读于燕京大学的学生们，都见证了崇祯对于这所大学的关心。

在这些学生们的心里，他们未来的前途都是同崇祯的命运直接挂钩的，虽然他们之中未必有多少人会走科举之路，但是并不代表他们不希望自己不进入仕途，为皇帝效力。

除了崇祯之外，这些学生们也很清楚，若是其他人坐上了皇位，肯定会对燕京大学不屑一顾，而重新将目光转向科举出身的士人们。

同那些渴望通过科举出人投地的士人不同，燕京大学的学生们不仅将崇祯视为了自己的君主，还将之视为了自己的领袖。因为此前从国子监改燕京大学过程中，被放到地方上出仕的监生们，都是皇帝亲自选拔的。

这些学生们自然就很清楚了，他们学成之后只要能够获得皇帝的认可，就能有入仕的机会，积极向皇帝的喜好靠拢也就成了学生中的主流意见。

而那些士人们则不同，他们出仕的途径都是被认为正途的科举考试。能够中得科甲，不是获得了主考官员的赏识，便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

因此，他们对于皇帝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他们遵从于封建的伦理纲常，将皇帝视为君父。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自己十年寒窗苦读，方才有了出仕的机会，这治理国家，纠正皇帝行为的偏差，自然是他们当仁不让的责任。

这就使得，士人在政治上渴望获得皇帝的赏识，好放手施展自己的治国理念。但是他们在行为上，却要以批评皇帝的不当举动，来表现自己的独立人格，避免被戴上一个媚上小人的帽子。

拥戴崇祯的学生，和企图指出崇祯不当之举的士人们，因为自己的立场，自然就爆发了语言和身体上的冲突。

虽然这场冲突最后被赶到场的巡警劝解了开去，但是双方显然都很不服气。两边都是文人，既然打架没有分出一个胜负来，自然也就要各自写文章进行批判对手了。

而在舆论战这一方面，燕京大学的学生们显然占据了天然的优势，因为他们不仅有学生会这个组织，还有自己的校刊。几十个寓居于京城备考的士人，自然不会是组织起来的燕京大学学生们的对手。

不过双方写文骂战的时候，自然不敢拿崇祯断发的事情纠缠不休，于是骂战的焦点便集中在了，孝经提倡的行为是否真的符合孝道的问题上。

学生们对于孝经提倡行为的批判，自然引发了一群保守官僚士绅的不满。这些官僚士绅因为朝廷推行的改革而利益受损，正愁找不到渠道对改革派进行反击。

学生和士子对于孝经的争论，顿时给了他们一个指桑骂槐的计划。作为掌握着不少社会资源的官僚士绅们，自然有自己发声的小报。

而从孝经引申到对改革政策的反击，莫过于京城过去一年多里新建的工坊中，聘请的大量女工，有违背伦理，败坏风气的影响。

关于孝道和女子抛头露面出外工作的道德争论，顿时成为了京城百姓聚焦的问题。甚至于双方的文章还上了大明时报，摆在了崇祯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