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崇祯的命令，各部都开始紧张的忙碌了起来。但是制定本年度的执行计划，并不是那么轻松的事，在黄立极向崇祯求情之后，国是会议还是往后推迟了数日。

进入2月的第一日，研讨各部年度计划的国是会议终于召开了。去年在山海关驻守了快一年的王在晋也出现在了会议上，最近处于京城舆论风口浪间的袁可立，在国是会议上看起来比年前要衰老了许多。

当崇祯在文华殿的宝座上就坐之后，便示意黄立极可以主持会议开始了。黄立极向皇帝行礼之后，便转身面向了同僚，他扫视了一眼各位同僚的神情，才开口说道：“今日会议主要是汇报各部的年度工作计划。

便从通商邮政部开始吧，田尚书你先上前来说说，今年通商邮政部打算制定什么工作计划吧。之后便按照排位的秩序，一一出列叙说好了。”

被黄立极点名之后，田仰上前对着崇祯见礼后，才开口说道：“去岁本部新建，虽然有一部分车驾司的官吏调任本部，但是也只是把京城通往各省的76条主要驿路整理了出来。

根据臣等的调查计算，认为维持这些驿路每年大约要花费白银300万两左右。这笔钱主要还是以地方各县支出为主，对于一些鄙陋小县来说，的确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

而邮政方面，自去年5月在京城建立邮政总局后，已经陆续在天津、旅顺、山海关、登州、济南、洛阳、太原、宣府、大同、西安及江南六府、福州、广州等沿海港口，分别建立了邮政分局。

邮政一事尚属草创，邮政网络尚不完善，加上各地知晓的百姓还不算太多，因此去年的邮递信件大约只有3000多封。汇款则试行了7笔，总计122元，便因为耗费太大而不得不暂停了。

根据去年得到的一些经验教训，今年臣准备对于邮政驿传事务上进行一些调整。首先是维系驿路方面，我大明驿站分为水马驿、急递铺、递运所，除了第一种之外，其他两类主要是用来传递军情。

而水马驿除了传递军情之外，还负有接待官员赴任履职、卸任官员回乡，招待被陛下召见的各地官绅商民及各藩国使者上京的任务。

根据同总参谋部的协商，除了一些联系边墙较为紧要的急递铺、递运所暂时维持不变之外，其他不太重要的急递铺、递运所，或是改成邮局，或是并入到预备成立的当地邮局之中。对于这些地区的普通军情，将会采取免费的邮寄措施，至于紧急军情，则由总参谋部自行进行传递。

至于水马驿这块，实在是驿站系统中支出的大头，占据了驿站支出经费8成以上。正如陛下去年所说的，除了招待过往官员的支出消耗惊人外，冒用白牌、信牌的官员家属亲友和商民，更是起码消耗掉了驿站支出经费的3成。

而这些驿站中支出最大的，莫过于联系南北通道的运河驿路，从仪真到通州的驿站数量不过42个，但是每年消耗掉的经费不下30万两，接近全国驿站经费支出的1成，耗费可谓惊人。

按照规定，位于冲要的水马驿，或是配置马匹80头，或是配备船只20艘，分为上、中、下三等，凭牌领取相应等级的马匹、船只。

仪真至通州一路皆为运河，船只多而马匹少，若是按照以往的规矩，每日最多不过接待20或更少的出行者。由于凭牌给付船只、马匹，并不限制数量，所以现在官员出行往往前呼后拥，携带大量的奴仆上路。

如此一来，原本朝廷给予官员履行公务的资源，现在都白白浪费在了不相干的人身上，而处于交通要道的各县，也因为接待费用居高不下而苦不堪言。

去年北京到天津的驿站试验改制中，把住宿和行路分离，在相邻驿站实施班车或班船制度。改凭牌给马、船，换成发放驿票上车、上船。虽然仅仅实施了半年，但是该路驿站已经收支大体平衡，既减少了朝廷补贴，也免去了地方支应之苦，可谓卓有成效。

因此臣预备把京城通往西安、太原、宣府、洛阳、济南和通州-仪真这六条驿路，也照此进行改革。原先的水马驿站改成旅舍和运输公司两个部分。

旅舍交由地方经营，而运输公司则归属于朝廷进行运营。以上这六条驿路除了军情传递之外，不再接受任何牌、号支应食宿和交通工具。

至于官员因为公务的出差旅行，臣请求陛下改成津贴制度，按照各官的等级及出行地方，设置津贴额度，而这六条驿路上不管官至何级，都要付钱使用。”

田仰的计划还没有说完，殿内的官员们就已经议论纷纷了，声音噪杂的压制不下去了。如果不是碍于崇祯在场，估计他们便要直接出声驳斥田仰这个荒诞的计划了。

按照田仰的改革驿站计划，岂不是只要有钱就能使用国家设立的驿站系统了，而且采用了统一定员的班车、班船形式之后，这官民主仆之间的上下尊卑关系还要不要了。

对于几位甚为迂腐的官员言论，朱由检听而不闻，他清了清嗓子说道：“朝廷并无强制官员一定要使用这些驿站，既然朝廷已经给了津贴，那么同商民一同出行觉得有失体面的，可以乘坐自家车马出行。

只要不耽误了公事，朝廷并不关心你们采用什么方式抵达目的地，朕觉得田尚书这个计划立意很好，没什么可争论的。但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案，朝廷都应该要支持。你们中的一些人天天喊着朕不要与民争利，现在为了一点自家的体面，居然又毫不在意百姓是否得利。这前后不一的言论，听了很让朕心寒。

要反对田尚书改革计划的人，便站出来，到朕的面前来说，不要在背后嘀嘀咕咕的，摆出一副怨妇的模样来，这难道也是我大明官员的体面吗？”

崇祯疾言厉色的斥责声，顿时压住了殿内的议论声音。执政一年的崇祯，已不在是刚刚登基时毫无底气的少年天子了。

曾经把崇祯当做冲龄少年，想要把持朝中舆论的文震孟、刘鸿训等官员，旋起旋灭，虽然在士林中深得推许，但是随即被崇祯赶回了乡间。虽然有不少士子为他们辩白，但是崇祯显然毫无后悔之意。

比起此前的万历、天启两位皇帝而言，崇祯在对待政见不同的官员方面显然更为直接强硬。他甚至都不屑使用身边的宦官来制约外朝，这种正面冲撞的方式，显然让大明的官员们有些束手无策。

在以往，都是官员们挑皇帝的刺，从衣食住行到坐卧起居，没有一件事不在大明官员的批评范围之内的。不过说到底，这也是万历皇帝自作自受。

他废除了张居正制定的对官员的考核制度之后，对于官员的评价，便从业务表现转向了个人名望之大小，也就是有没有被士林舆论进行赞颂。

也就是说，一个官员是否称职，不在于其做了多少实际事务，而在于他有没有一个被士林称颂的名声。只要名声够大，为天下所瞩目，自然会被连连提拔，毕竟打压一位好官的官员，必然就是奸臣。而一个让清官在外流落飘零的朝廷，必然是被奸邪所把持了的朝廷。昔日海刚峰的遭遇不就是如此么？

在这种舆论的压力下，显然没人愿意被当做压制好官的奸邪，清流在朝中势力大涨也是必然之事。官员做一件实事未必能成，也许还会因为失误而被追责。但是骂一骂皇帝或是某些大家都知道的弊端，却不费什么事，甚至还可能因此博取偌大的声名，打开自己的上进之路。

如此一来，想要做海刚峰第二的人，自然此起彼伏了。而想要当张居正这样改革时弊的政治家，则完全不会再出现了。

只不过这些官员想当海刚峰，但却又没有这位嘉靖名臣的心胸和见识，更谈不上什么刚正不阿。在他们华贵的衣袍下面，倒是爬满了臭虫和跳蚤。

当崇祯一改前几任皇帝治国只求无事的作风，天天在朝堂上挑官员的刺后，这些官员们自然再无往日优哉游哉，整天只想着为自己博取声名的闲情雅致了。

如果说，在从前这些官员整日只想着如何更进一步。那么他们现在绞尽脑汁，则只是为了如何保住自己的地位权势。

那些被崇祯注意到的部门和官员，可从来都没有什么好的下场。田仰虽然从太仆寺卿变成了通商邮政部的尚书，但是太仆寺下属的官员则大多被消去了官籍。连转任其他官职的机会都没有，这实在是让人心惊胆战。

这一年来，朝廷中枢和地方官员的职位实际上增长了不少，但是这种增长并不是简单的把旧官员填充进去，而是同时进行了大批人员的裁撤。在这一进一出之中，仅仅是各部官员就已经替换了近三成。

时至今日，大明的朝廷，事实上已经大体被崇祯所掌握，而不再是从前所谓的阉党和东林党清流两分的格局。

特别是中央官校的设置，这所学校设置时名义上是对官员提拔和调任至新部门的学习培训，还有什么所谓的继续再教育。但是，当皇帝把那些想要封驳内阁决策的官员统统安排进校学习之后，大多数官员顿时发觉，这中央官校显然还是皇帝和内阁打压政敌的手段。

毕竟无缘无故调任一位封驳皇帝或内阁命令的官员，必然会让皇帝和内阁成为舆论的批判对象，堵塞言路可是一顶妥妥的大帽子。但是安排进入中央官校学习，则让人无话可说。他的职位依在，但是却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力。

而且在学习期间，这位官员的职位很快就会被听话的人接任，他所反对的政策依然可以安然通过。至于这位官员出来之后能不能回到自己的职位上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而没有成为舆论焦点的他，自然也得不到多少舆论的关注，就连应得的名望都赚不到。

意识到这点之后，曾经势力庞大在朝中左右朝政的言官清流，便迅速衰落了下去。再加上崇祯给他们安排了固定的工作职责，使得这些言官清流完全被一些繁琐的实际事务所绊住了手脚，再无精力和皇帝、内阁相抗衡了。

看着猛然殿内安静下来，户部尚书郭允厚才出列向崇祯提到：“陛下，田尚书的计划虽然改去了现存驿站的一些弊端，但是对朝廷来说，这个方案还是存在着极大的问题的。

朝廷每年在驿站设施上拨款不过30余万，也就是驿站经费的一成出头。现在如果全部改为津贴制度，地方上是省下了经费，但是朝廷的支出却增加了。更何况发放津贴，会不会让某些官员上下勾结，侵吞朝廷下拨的津贴费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