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河南的地方豪族们，他们自觉自己还是有分寸的，而且地方民众只要不进攻县城，没有把朝廷命官打出人命来。

一般来说，朝廷上的那些官员们都会选择和稀泥的方式，当年苏州抗税事件，不正是如此吗。

更何况，现在大明内忧外患，想来皇帝也不会乐意看到，这些地方官员把河南也搞乱了。

这些地方豪族的想法很快就破产了，因为他们忘记了一件事，以往地方民众对抗官府的行动，都是一时一地的孤立事件。

而现在河南各地想法相同的豪族并不少见，这也使得驱赶衙役、官吏的行动，变成了此起彼伏的大范围事件。

到了这个时候，就算是河南地方官员想要睁一眼闭一眼，也已经无能为力了，因为这些官员们已经瞒不下去了。

而在朝廷中央，黄立极一点都不想替河南的官绅们遮掩什么，河南因为地处中原，富庶仅次于东南几省，因此士绅数量众多。但是河南籍贯的官员，却既不支持北方也不支持南方，他们更喜欢自己抱成一团。

前几年朝廷党争时，有部分官员投靠了阉党，也有部分官员投靠了东林党，但是大部分河南官员选择了中立。只要不损害到河南地方的利益，这些官员们就选择沉默不语。

这使得河南出身的官吏在党争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也意味着，河南出身的官吏没有左右朝堂的能力。

比如当崇祯提出对河南、陕西、山西三地，实施临时性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时，河南的反对声音反而是最小的。不管是黄立极还是东林党人，并不愿意替河南出头反对这项政策。

黄立极为代表的朝廷大臣们，反倒是想要乘着这个机会，打破河南士绅把持地方政务的传统。

不过内阁还没有想好，如何借此调整河南的官员职务时，又有一部分河南民众上书朝廷，揭发这些事件是某些豪族自己策划的阴谋。

这显然给了内阁更为有利的武器，黄立极甚至打算借此惩治一批河南士绅，从而加强他对于朝廷的领导力。

不过黄立极还没有想好，应当如何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河南的形势又发生了变化。

这些河南士绅发起的义民暴动事件，很快就脱离了他们自己的控制。一些盗匪乘着这个机会，开始劫掠乡下的村镇。

而一些不满于当地士绅不遵守朝廷律令，拒绝执行停止高利贷法令的百姓，同样开始了针对地方士绅的暴力行动。

有序的驱赶官吏行动，很快就变成了无序的暴力行动。很快以桐柏山、霍山为中心，冒出了两只较大的义民武装力量，他们攻击河南西南地域的士绅庄园，甚至一度围攻了霍山县城。

这些混淆在一起的义民和暴民，顿时让河南的士绅感受到了压力。以他们的力量，镇压自己庄园附近的村民是绰绰有余，但是想要联合起来，镇压已经联合起来的民变军，则需要当地官府出面进行组织。

毕竟现在大明王朝虽然处于衰退之中，但还不是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的时候，没有经过官府的批准，地方豪族私下连结，组建民团同造反又有什么区别。

但是被这些士绅驱赶过的当地官吏们，此时却不愿意配合这些士绅了。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士绅们之前大力称赞的义民，都已经上报朝廷备案了。

朝廷没有下令之前，他们怎么能够出兵剿灭义民呢。这要是传扬出去，事后岂不是成了他们公报私仇了。

因此，这些官吏们除了紧守县城之外，只是向朝廷上书请求指示，却不愿意带头去围剿什么暴民。

而河南的民变军也逐渐发现，攻打县城似乎并没有什么好处，反而会被朝廷军队围剿。但是他们只是攻打城外的庄园的话，却没有什么被围剿的风险，还有许多收获。

河南士绅们很快就尝到了，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的苦果。他们制造的义民事件，不仅没有威胁到朝廷，反而让一部分怨气十足的流民，当作了煽动民变的借口。

最令他们受不了的就是，朝廷对于上书攻击新政的官员，处置的雷厉风行。但是对于河南的民变，却又恢复了往日的官僚主义拖延症。

不过被他们极力弹劾的孙传庭和河南巡抚，这时却表现出了担当精神，在朝廷还没有作出决策之前，主动把河南府及沿运河一线的暴民、义民还有流民，都清除了一遍。

不少在河南府及运河一线呆不下去的小股变民团体，都纷纷南下，投靠了聚拢在桐柏山、霍山为基地的民变力量中去了。

桐柏山和霍山还有一个更为出色的名字，就是大别山。大别山脉由东南往西北，位于湖广和河南之间，横跨500余里，而桐柏山更是西接秦岭余脉。

也就是说围绕着大别山的变民力量，即可以躲入山中成为盗匪，也能南下湖广，或是向西进入秦岭。

内阁对于河南现在的局势感到非常的头疼，孙传庭需要保证河南府内的安全，毕竟现在洛阳已经成为了粮食储备市场，朝廷从河南征收来的粮食，大多运到了洛阳城内。

而河南巡抚则需要守卫运河一线，防止民变军威胁到漕运。有足够力量平息这些以大别山为基地的民变军的，倒是剩下了镇守中都凤阳的驻陵军了。

但是不管是黄立极还是其他官员，都不会愿意给现在的凤阳镇守太监，魏忠贤重新立功起复的机会。而崇祯对于如何处置河南义民，也抱着暧昧不明的态度。

他同内阁商议后，除了下令封锁大别山的边缘地带，并要求河南卫军保护好本地县城及交通要道之外，暂时不得轻举妄动。其他的善后事宜，则内阁依然还在商议之中。

所幸河南今年并没用什么大灾，因此参加变民军的百姓并不算太多。加上河南府修缮洛阳到三门峡的道路，倒是吸纳了不少地方上的流民。

因此很快，变民军就被局限在了桐柏、霍山两县附近。不过河南籍的官员，在朝堂上催促朝廷官军尽快平息河南乱民的声音，却开始大了起来。

这些就是大明现在所面临的困境，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让毕自严感到，自己并不适合出现在庆典上的问题。

那就是三天前，在琉璃厂附近的玻璃工坊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当场炸死了两人，重伤三人，还损失了价值数百两的镜子和玻璃。

对于这起事故，不管玻璃工坊还是顺天府的官吏，都不想扩散出去。就连宫内传出的消息，也是希望查明原因后，制定一个防范措施，对其他工人进行安全教育后，就了结了此事。

毕自严有些犹豫不决，他手下的官员中，只有一个王思任反对如此轻描淡写的处理这件事故。他认为，玻璃工坊设立在城内闹市区实在是太过危险了，还是应该迁移到城外的空旷地带去。

包括刘重庆在内的顺天府大小官吏，一致反对他这个毫无来由的主张。

玻璃工坊的制成品从器皿、光学镜头、玻璃窗户直到玻璃镜子，从一开始的每月营业额数百两，直到现在的每月3万余两，可谓日进斗银。

玻璃工坊的税收比例是8%,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玻璃工坊每月上交的利税高达2400余两。

玻璃工坊位于大兴和宛平之间的地面上，因此两县为了谁来收取这个税收，起了很多争执。

原本这些地方税收同顺天府并不发生直接联系，顺天府只能获得两县税收后上缴的那一部分。

但是玻璃工坊的营业额不断的上涨，加上两县之间争吵不休，因此倒是给了顺天府官吏插手其中的机会。经过了一番争夺之后，顺天府获得了玻璃工坊税收的六成，而宛平、大兴两县平分剩下的工坊税收。

如果以玻璃工坊现在的营业额计算，工坊一年上交的利税就超过了两万八千余两，这已经差不多是以往宛平一县一年的商业税收额了。

谁都知道，现在的玻璃工坊产能并没有达到极限，如果京西铁路能够建成的话，玻璃工坊的产能达到目前的三倍，也未必不是没有可能。

把玻璃工坊迁出城外，岂不是等于让顺天府失去了对玻璃工坊的控制，说不定这税收也就泡汤了。这商业税关系着顺天府上下官吏的福利，谁又会把钱往外推呢。

虽然毕自严赞同王思任的意见，认为玻璃工坊应当迁移，但是他也不愿意同整个顺天府官吏对抗，毕竟顺天府大多数事情，还是需要他们去做的。

不过因此而情绪糟糕的毕自严，也就躲避了同崇祯一起参加，京城首条马拉铁路的开幕式。

而对于崇祯来说，推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这种事故简直就是不可避免的。

工业革命的整个过程，就是无数工人用自己的生命来验证出各种工业化过程中的错误，最终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各种工业技术手册和安全措施，就是无数人命堆积起来的经验总结。玻璃工坊的爆炸事件，事实上就是工人们不小心把水银加入了硝酸中，导致发生了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