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正因为每丈石塘高达300两白银，所以依靠个人或是单个地方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朝廷所征收的商税正应当为此而设。”

朱由检拦住了其他商人认为不可能完成捍海石塘的发言，在各位商人陷入沉默时，他继续补充道。

“浙江所征收的商税，2成将会留给地方官府使用，4成将会指定用于修建捍海石塘，整个钱塘江两岸按照被江潮危害的程度，将会全部修缮一遍。剩下的4成才会上缴给朝廷。”

孙春阳看了看左右同乡的表情，才试探的对崇祯提出：“陛下，钱塘江受到江潮影响的区域约数百里，陛下预备在多长时间内，修缮完所有的捍海石塘。”

孙春阳的问题引起了所有商人代表的关注，修建捍海石塘固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朝廷好大喜功，想着要在几年之内完成这一壮举，那么这就是浙江人的灾难。

他们这些浙江商人宁可忍受年年溃堤，年年修土塘的困境，也绝不会去支持皇帝的设想。

朱由检想了想，谨慎的回答道：“钱塘江大潮虽然对两岸百姓都构成了威胁，但是北岸的威胁又大于南岸，而北岸部分地段的危险性又大于其他地段。

因此，朝廷将会统一建立一个钱塘江治理委员会，对钱塘江各段江岸进行评估，然后按照重要程度进行施工。

这个委员会不仅要有朝廷任命的治水官，当地士绅，水利专家，还应该有各位商人代表的一席之地。

委员会不仅要决定修筑捍海石塘的先后秩序，还有权决定修建石塘所用的各种原料，和监管资金的使用去向。

钱塘江两岸的捍海石塘是百年大计，自然不会局限于几年之内完成。朕以为应当经过仔细的考察，制定出附和常理的施工工期，在合理的年限之内完成才是。”

皇帝的解释打消了这些商人代表心中的疑惑，但是对于所增收的商税朝廷要拿走4成，让这些商人们感到肉疼。

特别是靠近宁波地区的商人代表们，他们的家园遭遇钱塘江大潮的威胁较少，修建捍海石塘的方案，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是吃了亏了。

但是在浙江省内，宁波地区的商人地位、势力，远不如江北杭嘉湖平原上的商人。因此他们也不能公然站出来反对这个方案，只能以朝廷提取的商税比例太高为由，做为消极对抗征收商税的手段。

朱由检并没有答应这些商人代表，调低朝廷抽取商税的比例。而是胸有成竹的抛出了另一个诱饵，成立舟山自由市，作为对外贸易港口的设想。

老实说，成立一个对外贸易港的诱惑，对这些商人代表们的吸引力并不算大。就算没有这个公开的名义，宁波的士绅豪商们，也同样在进行走私贸易。

但是一个让商人们掌握行政权力的舟山市，却终于引起了这些浙江商人们的兴趣。除了司法和海防之外，其他施政的权力由商人推举代表进行公论，这显然打动了这些商人代表们心中的权力**。

孙春阳总觉得自己听到的话语不是真实的，他不由出声向崇祯求证道：“陛下的意思是，朝廷除了这个舟山市的司法、海防和征税之外，其他的一切事务都不会插手吗？”

朱由检仔细思考了一回，才谨慎的说道：“大致上是如此，当然商人代表们推举的舟山自由市市长，必须要经过朝廷的任命，朕不会允许一个非大明人士，或是一个罪犯，担任舟山自由市的市长。”

“陛下所言甚是，这自然是理所当然之事。”孙春阳等商人代表们，顿时向皇帝附和着。

一位商人代表则有些心情激动的向崇祯询问道：“敢问陛下，这个市长是几品官，可能够享受朝廷正制官的待遇吗？”

朱由检听了不由一愣，他扫视了一眼下方的商人代表们，发现这些商人代表们都一脸期待着等待他的回答。

他心里思量了半天，才觉得自己以为最重要的，舟山自由市的权力下方，在这些商人的代表的眼中，却成了进入官场的终南捷径了。

朱由检想着便说道：“现在当然是不可能，朝廷对于舟山自由市的设想依然存在保留态度，只有在证明了自由市的方式是可行的，我们才能考虑其他想法…”

在经过了一番艰难的会谈之后，20名浙江商人代表们，都向皇帝承诺，他们会支持皇帝在商人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商税改革方案。

从浙江商人代表的会场走出来，朱由检对于整个商人代表大会能否召开成功，已经有了大半的底气了。

不过他也知道，这不过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而已。他可以左右商人代表大会通过有利于朝廷的商税改革方案。

但是想要真正把大会通过的商税改革方案落实下去，把商税按照规定征收上来，这却是另一回事。

大明是一个宗族社会，自然商人势力的兴起，也是按照地域发展起来的。

围绕洞庭湖、太湖区域的商人，苏松一带的布商等等，但是真正能影响到大明各地商业活动的商人势力，却只有两个。

一个是以山右商人为代表的，山陕商人。他们主要靠输边的粮食和盐两门生意发展起来的，一度掌控了西北地区的商业。

随着开中法的衰败，朝廷对于边境贸易的打击和控制，这些商人们逐渐把财力转移到了两淮盐业上。淮扬盐商曾经就是晋商的代名词。

当然，随着大明朝政的**，中枢威望不断下降。西北地区的边境贸易又再度活跃了起来，不过都是以边军和商人勾结实施的走私贸易为主。

而可以和山右商人相抗衡的，这是南方的新安商人。这些在大明中后期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徽州商人，凭借着粮食、木材和典当行的生意发家，在长江以南拥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在长江以南的部分内陆地区，甚至有无徽不成市的说法。到了崇祯登基的时候，徽州商人的财力，也开始逐渐向两个行当上聚集了。

一个是典当业，徽州商人同官员之间的良好关系，及同乡之间的互助精神，使得他们可以筹集起较大的资本，和降低无法回收债务的风险。

而另一个，则是大明商人们都眼红耳热的盐业。朝廷每年所收到的盐税不及正常额度的十分之一，而各地的盐价却始终居高不下。可想而知，盐业的暴利都落进了谁的口袋。

一个一文不名的商贾，找到门路进入盐业之后，十数年后就能聚敛起十几、数十万两的资产，这种商业神话只会发生在盐商之中。

资本是趋利的，正因为盐业的这种暴利，导致了大明的财富不断的向盐业集中，而无法分润给其他手工业。这也使得，江南的经济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雇佣关系，却始终不能跨过最后的门槛。

如果朱由检想要在商人代表大会通过征收商税的方案后，尽快落实这些措施，凭借现在**而低效的大明征税体系，显然是完不成这个任务的。

而朱由检认为，最适宜监控这些商人经济活动，协助税收工作的，某过于晋商和徽商手中的典当业了。

拉拢其中一方，打击另一方。无疑是政治斗争的不二法门，同样也适用于商业活动。

徽州商人虽然通过和官员的良好关系，为自己的商业活动保驾护航，从而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但是起步太迟，根基不稳，终究是他们无法回避的一个弱点。徽州商人虽然打入了两淮盐业，但是旧有的盐商们依然维持着自己的特殊地位，并打压着徽州商人在盐业中扩大份额。

比如说淮扬外地盐商在扬州可以落下户籍，叫做商籍。凭借这个商籍，盐商子弟能够获得特殊的童生配额，事实上这就等于向这些盐商家族开放了进入仕途的门禁。

并不是所有商人都能获得商籍，出身山陕的淮扬盐商就极力反对徽州商人在扬州落籍，而这也是晋商和徽商之间矛盾最大的一点。

此次上京的徽商代表中，以林塘范无病、休宁汪逢元、程德斡为首。范无病经营米业，汪逢元经营典当业、程德斡是一名木商。

虽然徽商代表中没有盐商，但是代表江苏的商人中，却大多以盐商为主，包括晋商和徽商出身的盐商。

这些天来，皇帝对于晋商和徽商资料的搜集，同样看在了王承恩等宫内太监的眼里。

就他们的立场来说，自然是倾向于晋商。毕竟山西就在北方，且晋商发家久远，在京城中还存留着不小的影响。

长芦盐场尚未被四海商行吞并之前，长芦盐场出产的食盐就基本上被晋商所收购。

因此当崇祯离开了浙江商人代表的分会场后，在会同馆内腾出来的一间房间内，继续研究晋商和徽商的资料时。

王承恩不由小心的向崇祯说道：“陛下，这些徽州商人入京之后就四处奔走，企图拉拢朝廷官员为他们向朝廷主张，凡是扬州盐商子弟均可就地入学。臣以为，这些徽州商人汲汲于利益，恐非良善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