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已,我去看医生。
医生问:“你像这样喝酒,有多长时间了?”
我侧过头,说:“喔,很长时间了。”
给我看病的是一位年轻的医生,具体看不出有多大年龄,估计在二十到四十岁之间。他脚上穿着紫红色的袜子,长得与拿破仑很像。我对他的印象不错,甚至还有点喜欢他。
接着他说:“下面我要给你演示一下酒在你的血液循环系统中的反应。”
我认为,他与其是在说做血液“循环”实验,倒不如说是在为自己“做广告”。
他一把抓住我的右胳膊,将我的右袖子往上挽了挽,然后拿出一瓶威士忌酒给我倒了一杯,让我喝下去。他的动作和言行与拿破仑更像了,我也觉得更喜欢他了。
我喝完那杯威士忌,他把一绷带紧紧地绑在我的右胳膊上方,把手指压在我的脉上,然后开始握住一个与温度计差不多的仪器上的一个橡皮球,有节奏地挤压着。那仪器的水银柱在橡皮球的挤压下上下跳动着,没有在哪个刻度处停下来。他却对我说出了二三七和一六五。
他接着说:“你看,这些数字显示酒对你的血压有影响吧?而且还不小呢。”我说:“确实很神奇。不过,一次测验能说明问题吗?要不,你再在我的另一只胳膊上也试试。”
那医生坚决不同意!
突然,他又握住我的一只手,这一握真吓了我一跳,还以为自己要完蛋了,他打算与我道别呢。谁知他想采集一点末梢血。他拿出一根针扎了一下我的一个手指尖,然后挤出一滴血,接着拿出一张五毛钱一样的卡片,将那滴血与卡片对比起来。
他给我解释说:“我现在进行的是血红蛋白测验,从比对的效果看,你的血液颜色有点问题。”
“嗯,我知道是不太一样,应该是蓝色才对。”我说,“本身这个国家就是个混血儿。我的祖先中有骑士,跟南特盖特岛上的一些人关系不一般,所以……”医生说:“你理解错了,我是说你的血色太浅了,应该再红点才对。”
“噢,这是因为匹配出现了问题,”我说,“绝不是婚姻上有什么问题。”
随即,他又在我的胸口猛击了几下,我被他完全弄糊涂了,不知道他是为了让我再度想起拿破仑呢,还是要与我决斗或者要表现得像纳尔逊勋爵1。击打完毕,他垂下脑袋对我说了很多人体最容易得的病症,基本每一样病都与“炎”字有关。
我赶紧掏出十五块钱塞给他。
我又急着问道:“所有这些病,哪一种或哪几种是最要命的呢?”我觉得自己肯定得了或者沾上了这些病,由此表现出一种非常关心的样子。
他直截了当地说:“没有一样不是致命的病。但是经过密切关注和持续治疗,这些病是可以得到控制的,如果及时治疗,即便活到八十五或九十岁,一点问题也没有。”
我开始帮那医生算账,然后说,我只要求活到八十五岁。于是我又掏出十块钱。
那医生马上精神抖擞地说:“你需要马上找一个疗养院,在那里你必须彻底地休养一阵子,让你的神经状态得到彻底改善。我还需要亲自陪你去,我们挑选一个最适合你的疗养院才行。”
他带着我一起找到了坎茨基尔的一家疯人院。疯人院建在一个光秃秃的山顶上,平时没有什么人来,只有极少的人来这里看望病人。除了几堆鹅卵石、一片没有融化的积雪和稀稀拉拉的几株松树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景致。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年轻的主治医生,他人十分随和,没有给我使用绷带布测血压,而是直奔主题,让我服了一剂兴奋剂。我们来的时候正赶上开饭时间,他就让我们一起吃午餐。来到餐厅,看到大约二十多个病人正在就着桌子吃饭。那位年轻医生对我说:“按照我院的管理条例,凡是住在这里的人都不要认为自己是病人,应该认为自己太累了,是来这里休息的。谁也不准在谈话的过程中谈病,不管患了什么病。”
主治医生大声喊了一名女侍者,让她给我送来一些饭菜。饭菜的种类比较多,有磷酸甘油盐酸橙汁肉泥、硬面包、溴化煎饼和马钱子茶。
这时,餐厅里响起来一阵好似风过松林的声音,大家都在嘟囔着“神经衰弱”之类的词语。可是有一个人却嘟囔着“慢性酒精中毒”的话。我非常想见识一下这位病人。我的主治医生一转身,出餐厅就没影了。
吃过中午饭之后,大概又过了一个多小时,主治医生带我们到离我们住的病房大约有五十米远的实验室。他把我们这些人交给他的助手,那个助手穿着蓝上衣,挺高的个子,高得连他的脸也看不清楚。我想这种人盔甲包装公司肯定最喜欢,很乐意雇他去当模特。由他来引导我们做试验。
主治医生又说话了。他说:“在这里,所有的病人都是我们的客人,你们需要做一些体力劳动,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劳动反应来消除一个人心理上的疑虑和病根。”
这确实是个一流的疗养院,里面收容的都是自费的疯子。实验室里各种劳动工具应有尽有,包括加工用的车床、木工的全套工具、制作各种模型的黏土及模具、纺线车、织布机、脚踏车、低重音鼓、将蜡人像放大的仪器以及铁匠用的炉子。
接着主治医生指着角落里的一个女人小声说:“瞧,那个角落做泥饼的夫人,她叫卢拉·卢林顿,著名女作家,刚刚完成一本叫做《爱情难道一定需要爱吗?》的书,她感觉很累,所以来这里放松一下大脑。”
那本书,我曾经读过。于是问:“她为什么不继续写呢?”
通过这样的问话,我想你一定知道我还没有病到犯糊涂的地步,与那些人比,我的病算是很轻的那种。
主治医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指着一个往漏斗里倒水的先生说:“他原来是华尔街的一个经纪人,因为过度操劳而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我把外衣扣好,担心钱被别人拿走。
接着他又给我们介绍了其他的院友,有像在制作诺亚方舟一样的建筑师、正在认真研读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教士、拉着大锯的律师、与那位穿蓝上衣的助手讨论易卜生的交际花、席地而卧打着呼噜、神经兮兮的百万富翁,还有一位拉着一辆小货车漫无目地瞎转的著名艺术家。
介绍完毕,那主治医生转过头对我说:“你看上去还是很健康的呀?我想,如果你想得到彻底的放松,最好现在就去往山下扔圆石头,然后再把它们捡上来重新扔下去。”
听完,我撒腿就跑。我跑了百码远之后,那医生才追上我问:“你为什么拔腿就跑呢,怎么了?”
“因为我发现这里没有飞机可用,我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头班能运无数烟煤的快车,然后搭上它赶回城去。”我说。
“嗯,也许你的想法是正确的,我估计这里对你来说也是不合适的。你不需要体力劳动,而需要彻底的休息和加强身体锻炼。”医生说。
当天晚上,我就赶回了城里,在一家宾馆住了下来。我对一个服务员说:“我需要很彻底的休息,还要加强锻炼。我要订一间有折叠活动床的房间,然后你给我派几个服务员,24小时不间断地上下反复折叠的那种床。”
那服务员一边擦着指甲上的污泥,一边对着大厅拐角使了个眼色,这时,一个原本坐在那里、戴白帽子的高个子走了过来。他问我,有没有看见西门外的灌木丛,他的问法礼貌而有风度。我说没看见,他就用手指给让我看,然后上下打量着我。
他毫无恶意地说:“我还以为你进门前就看见了呢。不过,我想你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最好你还是去瞧瞧医生吧。”
过了一个星期,我又找到之前给我量血压的那位年轻医生,要求再次给我量血压。这一次他没有给我服用威士忌酒等之类的兴奋剂。我看他这次与拿破仑差远了,他那双袜子让人看着很不舒服。
量完血压,他说:“你现在需要去呼吸一下海洋的空气,还需要一个伙伴。”“有没有美人鱼陪……”我刚说到这儿,他用一副医生特有的架势,一本正经地说:“长岛海滨有一家空气上好的宾馆,我会亲自把你带到那里并为你安排好一切。那里既安静又舒适,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静养场所,在那里你会很快恢复健康的。”
好空气宾馆位于大海对面的一个岛上,那里有九百间豪华客房,装修非常时尚和高雅,如果一个人不穿礼服去餐厅用餐,肯定会被轰到一边的餐厅去吃甲鱼肉和喝香槟。宾馆所在的这个海港也是专为拥有游艇的富豪泊船而建的。
我们抵达海港的那天,摩根先生的“海盗号”船正停在岸边,他正站在甲板上一边吃奶酪加三明治,一边神情严肃地凝视着好空气宾馆。尽管宾馆的费用也不是特别昂贵,但是能付担起那里房价的人少之又少。很多时候,当你想离开,就不得不偷偷地留下自己的行李,趁着月色悄悄登上一艘小船溜出海岛返回大陆。
我只在那儿住了一天,就不得不向所有的朋友发急电求救。我向服务员借了一张空白电报纸,然后给朋友发电报请他们寄钱过来赎我,否则我无法脱身。在高尔夫球场,我和那医生玩了一局槌球1,他便躺在草坪上呼呼大睡起来。
当我们逃回城里之后,他忽然问我:“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说:“感觉轻松多了。”
现在参加会诊的医生自己都不能肯定能不能得到诊治费,这跟以往不大相同。这种情况下,要么你能得到最精心的治疗,要么草草给你看看了事。一次,那位年轻的医生与另外一位医生一起给我会诊。另外的那位会诊医生不知是不是推测有问题,让我接受了最精心的治疗。他指导我进行一系列共济失调的恢复训练,效果还不错,我很喜欢他。
他问我:“你的后脑勺疼吗?”。
我说不疼。
接着他命令我:“闭上双眼,把两脚并拢着,使劲往后跳。”
闭着眼往后跳对我来说一点问题也没有,于是我就使劲往后跳,结果脑袋撞到了浴室的门框边儿上了。这时,我才注意到那门一直是开着的,离我大概有三尺远。医生说他忘了门是开着的,很抱歉,然后伸手去关门。
接着他又说:“现在,你把你的右手的食指摸着你的鼻子别动。”
我问:“哪儿呢?”
医生有些不耐烦地说:“当然在你的脸上了。”
我解释说:“我不是说鼻子,是问右手食指在哪儿。”
他说:“哦,忘记了打开门了,对不起。”
他把浴室的门重新打开,我从门缝里抽回手指,按照他的指示圆满地完成了指鼻测试。这时我感觉后脑壳疼,就说:
“医生,我应该向你说明我的病情,我感觉后脑壳现在真的有点疼了。”他好像没有听到我说的病症似的,拿出一个好像耳机一样的东西要给我听心脏,这种东西最近特别流行,需要投币才能使用。在他给我听心脏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是一首民谣。
接着他又命令我:“接下来你学着马儿奔跑的样子,绕着屋子快速跑五分钟。”
于是我像一匹在麦迪逊广场公园比赛时落选的佩尔什马1一样绕着屋子奔跑。我一停下来,他就拿听诊器在我的胸口听了起来,这次他连一枚硬币也没有投。
我说:“医生,我的家族可没有得过马鼻疽病2。”
他没有理会我,而是站在离我鼻子三尺远的地方,举起他的食指道:“往这里看,看着我的食指?”
我又说:“医生,你之前试过皮尔斯3的方法……”他不理我,继续给我做测验。
我听见他命令我说:“现在听我的指挥。开始,往海湾方向看,往我手指的方向看。往海湾方向看,往我手指的方向看。往海湾方向看,往我手指的方向看。往海湾方向看,往我手指的方向看。往海湾方向看。”就这样反反复复弄了有三分钟。
他对我说,这是测试脑子灵活度的。
这项测试对我来说太容易了。我的眼睛在海湾和他的食指之间转换时,每次都是很标准地按照他的指示转向了目标。如果他不用上面的简短指示,而是先说:“现在把你的眼睛看向窗外,只是看一下,不必专心致志——或者说,侧过脸去——看着地平线的方向,简单说就是看水天相接的地方。”接着说:“好了,现在可以把头转回来了,也就是说看着我伸直的食指。”我敢打包票,只有哈里·詹姆斯这样的人才能完成。
接着,两位医生间隔着又问了我一些问题,比如,我的叔祖父辈中是否有过患脊椎畸形的,或者我的表亲中是否有人得过脚关节肿大等。问完之后,他们一起走进浴室,一边坐在澡盆边休息,一边研讨我的病情。我给自己拿了一个苹果,一边吃着,一边看自己的手指,然后望向窗外的海湾。
当两位医生出来的时候,表情都很严肃,好像两块墓碑一样。他们谁也没有说话,而是拿出一个饮食清单,告诉我这些是必须严格遵守的。清单上的东西都是我听说过能吃的东西,但蜗牛除外。我从来没吃过蜗牛,也不会主动去吃,除非它追上我并且先咬我一口。
两位医生异口同声嘱咐我说:“这个清单,你必须得严格遵守。”
我说:“这上面的东西,如果我能吃到十分之一,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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