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打开车门,口袋中的移动电话响了起来,是德奥里奥法官打来的。“是,大人,我们五分钟内赶到。”听到我这么说,莫迪凯笑了。我们磨蹭了十分钟,在底楼的休息室里逗留了一会儿,慢慢走,一级一级爬楼梯。这样德奥里奥就有足够的时间向被告进一步施压。
我们进了审判室见到的头一件事就是杰克-博林,河橡公司的三名律师之一,已经脱去了上装,卷起了袖子,正离开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我怀疑他把他们给揍了,他看上去有能力也愿意那么做。
莫迪凯理想中的陪审团裁定的高额赔偿将由三名被告共同承担。显而易见的是河橡公司已被调解会议吓得够呛。它肯定发出了威胁,兴许还决定出一部分钱,我们无从得知。
我避开了陪审席,坐在莫迪凯的身旁。威尔马-费伦已经离开了。
“我们的分歧在缩小。”法官道。
“我们在考虑撤回我们的条件。”莫迪凯用更高的嗓门宣布道。我和他并没有商量过这件事,也超出其他律师和法官的意料之外。他们猛地扭过头来,面面相觑。
“镇静。”德奥里奥道。
“我是认真的,大人。我在这里坐得越久,就越使我相信有必要把这件荒唐事暴露在陪审团前。至于布罗克先生,他的前东家可以通过刑事指控得遂心愿,不过那没什么大不了。他们收回了失窃的文件,他没有前科,连上帝也知道监狱人满为患,里面关的尽是些毒品犯子和杀人犯;对他提起公诉会成为笑柄。他不会入狱。至于律师协会的申斥,就由它去吧。我将对布雷登-钱斯,甚至还可能包括卷入此事的其他一些律师如法炮制,然后我们再来一场泼污水比赛。”他指着阿瑟道,“你跑去向报纸求援,我们也跑去向报纸求援。”
十四街律师事务所不可能不在意报纸对它的议论;甘特利即使在意也不会表露出来;河橡公司即使口碑不佳,还是能继续赚钱;但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靠的只是其声誉。
莫迪凯的这一通长篇大论不知从何而来,他们听后完全怔住了。
“你说完了吗?”德奥里奥问。
“我想是的。”
“好,对方的报价涨到四百万。”
“如果他们掏得出四百万,那肯定付得起五百万。”莫迪凯的矛头再次指向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这名被告去年的总营业额差不多有七个亿。”他略作停顿,这个数字在审判室内回响。“七亿美元,仅仅是去年一年。”他又指着河橡公司:“这名被告拥有价值三点五亿的不动产。给我个陪审团吧。”
他似欲住口时,德奥里奥再次问道:“你说完了吗?”
“没有,大人,”他刹那间变得出奇地平静,“我们要求对方预付二百万,一百万律师费,一百万归死者的继承人,余下的三百万在十年内付清——一年三十万,加上合理的利息,被告方每年完全能够掏出三十万,他们也许会被迫提高房租和计时收费,但他们肯定知道如何去做。”
这样一个分期付款、有条理的方案很有道理,鉴于继承人的不确定性,以及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迄今为止身份不明的事实,这笔钱将由法院监管。
莫迪凯的最后一着相当高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人明显松了一口气,他给了他们台阶下。
杰克-博林和他们拥抱在一起,甘特利的律师和他们的当事人一样冷眼旁观。
“我们可以接受赔款方案,”阿瑟宣布道,“但对布罗克先生我们坚持原先的立场,停业一年,否则达不成协议。”
我突然再次恨起阿瑟来。我是他们手中的最后一着棋,为了保存他们那所剩无几的颜面,他们要榨出最后一滴血。
但是可怜的阿瑟并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他只是在绝望地挣扎,外表看上去也是如此。
“这么做究竟有何用处?”莫迪凯对他吼道,“他已经同意承受交出执照的名誉损失,多加六个月对你有什么好处?荒唐透顶!”
来自河橡公司的两名年轻的法人代表已经觉得无法忍受了。他们对法庭有种天生的恐惧,听了莫迪凯三个小时的演讲后,这种恐惧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两个星期的审判他们无论如何也顶不下来。他们沮丧地直摇头,低声激烈地争吵着。
甚至连蒂尔曼-甘特利都厌倦了阿瑟的故意找茬儿,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快了结这见鬼的纠纷吧!
片刻前,莫迪凯曾大叫道:“这么做究竟有何用处?”他说得对。这么做确实毫无意义,尤其对我这样一个贫民律师来说,临时吊销我的执照一点也不影响我的工作、薪水以及社会地位。
我站起来,非常礼貌地道:“法官大人,我们双方各退一步吧。我们要六个月,他们要十二个月,我赞同九个月。”我边说边向巴利-纳佐望去,他对我微笑表示赞许。
如果此时阿瑟开口反对,肯定会被饱以老拳。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包括德奥里奥,“这样双方达成了协议。”他没等被告方开口就宣布道。
他的极富效率的助手在观众席的前排飞快地敲击打字机的键盘,几分钟之内就打好了一页《调解备忘录》,我们在上面迅速签名后离开了。
办公室内没有庆祝的香槟酒。索菲亚一如往昔地在工作,亚伯拉罕正在纽约参加一个有关无家可归者的会议。
如果美国有一家律师事务所有了五十万美元的进账而不声张,那就是十四街律师事务所,莫迪凯想添置一些电脑和电话,也许还会添一台空调,大部分钱将存进银行吃利息,以备难关。这是一笔很好的储蓄,能够维持我们几年的微薄薪水的发放。
如果他因为把另外五十万送给科恩信托行而感到不快,他不会把这种感受表露出来。莫迪凯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他只考虑他能够处理好的问题。
至少要花费九个月的辛苦劳动才能理清伯顿遗产继承问题的头绪,正好我有空来处理它。继承人的身份必须得到确认,找到他们,当他们知道有钱可领时与他们接洽,这些事办起来很棘手。例如,必须将基托-斯派斯、特米科、阿朗佐、丹特的尸首挖掘出来,进行DNA检测,以确定亲子关系是否成立。如果基托真是孩子的父亲,他将继承他孩子的遗产,因为他的孩子死在他的前面。现在他也身亡了,他的遗产等待继承,他的继承人必须被找到。
朗蒂的母亲和两个弟弟的问题更加难办,他们在街头仍有熟人。几年内他们将被假释,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把属于他们的那份弄到手。
莫迪凯对另外两个计划特别感兴趣。第一个是事务所曾经组织过的为穷人服务的慈善计划,后因联邦政府的资助告罄而不了了之,在这项活动的全盛期,有一百名志愿律师每周花数小时帮助无家可归的穷人。他要我考虑恢复这个计划。我喜欢这个构想,我们可以增加这个活动的覆盖面,在律师界扩大影响,开拓更多的资金渠道。
这就引到第二个计划,索菲亚与亚伯拉罕不善于募捐;莫迪凯有能力说动别人掏出口袋中的最后一分钱,但他讨厌求人。我既聪明又年轻,不仅是白人,而且受过良好教育,能与专业人士打成一片,并说服他们按年供给。
“如果计划得当,你一年能筹到二十万。”他说。
“我们用这笔钱做什么呢?”
“雇几名秘书,几名助手,说不定还可以聘请一名律师。”索菲亚走后我们坐在办公室的前部,凝视着窗外暮霭渐合,莫迪凯开始构想未来。他渴望有那么一天,事务所内有七名律师忙碌的身影。虽然这间小小的事务所每天都忙乱不堪,但它是一股力量。它帮助了成千上万的无家可归者,政客和官僚们也不敢小觑它,它是一只号角。
“五年来我们日趋式微,”他说,“穷人们在受苦受难,这是扭转这种局面的绝佳时机。”
而这个重任就落在我的肩上。我是新鲜血液,是事务所的新生力量,必须重振事务所的雄风,使它达到新的高度。我将为事务所招募到新的志愿者,给它注入新的活力;我将建一台筹款“机器”,这样我们就能像别人一样在此领域开展法律业务;我们要扩大规模,将楼上也辟为办公场所,让富有才华的律师为我们工作。
无家可归者的权利将得到保护,只要他们找上门来,我们将传达他们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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