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的一天，我爷爷扛着锄头到田里去锄小麦。从头年秋天开始，跨过一个漫长的冬季和一个荒凉的春天，几乎没下一点雨雪。河流干涸，池溏见底，一堆堆蝌蚪干死在臭水坑里。井水落下去一扁担。街道上尘土飞扬。南边胶州岭地人畜饮水发生了困难，早几日已有马车拉着大缸和牛皮口袋来村里拉水。村长马大爷看看村里那口唯一能饮用的井中水日渐下落，便派人手持棍子站在井边护着。任凭那些拉水的胶州人怎么样苦苦哀求，马大爷也不许他们再从井里打水。爷爷扛着锄头走在街上，有人问他：管二，还锄啥呢？麦苗子都能点着火了。爷爷说：闲着心烦，到田里去转转。走进自家的麦田，爷爷感到心灰意懒。他看到那些麦子只有一虎口高，顶上挑着一个苍蝇那么大的穗。完了，爷爷想，大歉收已成，连种子也收不回来了。爷爷对我们说：咱家的麦子还是长得好的呢，甭管大小还算有个穗儿，弄好了兴许还能打上半斗“蚂蚱屎”，大多数人家的麦子连穗子都没秀出来就“鸡窝”了。爷爷站在麦田里，放眼望去，看到三县交界处的宽广土地一片荒凉景象。往年这时候，应该是麦浪翻滚、禾苗葱绿；可今年此时，只有那些极其耐旱的茅草和小蕲顽强地挑着一点绿。干旱使土地返了碱，沟畔和荒地里一片银白，好像落了一层霜。爷爷坐在黑土地上，装上了一袋旱烟。苦辣的烟雾呛出了他的眼泪。爷爷的心里比那旱烟还要辛辣。擦擦眼泪，看到眼前那几棵垂死挣扎的野草上，排列着密密麻麻的蚜虫。几只火红色的大蚂蚁扛着蚜虫跑来跑去。爷爷挖了一把黑土，用手攥着。他感到黑土又硬又烫，好像从热砖窑里抓出来的。田野里热浪滚滚，阳光毒辣，令人不敢仰视。高远的天空万里无云，只有在遥远的地尽头，好像有一些似烟似雾的东西在袅袅上升。一声乌鸦叫，声如裂帛。天越旱鸟越少。前几天还有成群的麻雀跟着胶州拉水的马车低飞，这几天也不见了踪影。村子里那眼水井壁上，每天都撞死若干鸟儿，有麻雀，有燕子。为了保持井水的卫生，不得不用一个木轮车的花轱辘盖住了井口。现在麻雀没了，燕子也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只剩下些黑乌鸦和人作伴。干渴已极的乌鸦经常跟人从桶里抢水喝，但抢到水喝的机会并不多。它们晕头转向地瞎飞着，有的飞着飞着就死了，像石头一样掉在地上。远处响起了枪炮声，不知是谁的军队跟另一个谁的军队打仗。天灾加人祸，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也就没有心思去管打仗的事。就在这一天，爷爷亲眼看到了大批蝗虫出土的奇景。这种奇景，所有的书上都没有记载。因为是我爷爷亲口所说，所以我深信不疑。

爷爷在他的有生之年起码给我们晚辈讲述过一百遍关于蝗虫出土的情景。

他攥着一把滚热的黑土，坐在麦田里抽烟，不经意地一低头，忽然看到脚前有一片干结的地皮在缓缓升起。他以为自己看花了眼，急忙搓眼定睛，那片地皮还是在缓缓上升。紧接着，那片地皮像焦酥的瓦片一样裂开，一团暗红色的东西长出来，形状好像一团牛粪。爷爷心中好纳闷。他是他农业知识相当丰富的人，也不知道地里冒出来的是个什么东西。他蹲起来，仔细观察，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那团暗红色的牛粪似的东西竟然是千万只蚂蚁似的小蚂蚱。这些东西虽小，但一切俱全，腿是腿眼是眼，极其袖珍。三步之外看，是一团牛粪在阳光下闪烁怪异光芒，近前一看，只见万头躜动，分不清个儿。爷爷胆战心惊地看着那团蚂蚱慢慢膨胀，好像昙花开放。他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发现奇迹的兴奋促使他转动头颈想找一个人交流惊叹，但田畴空阔，渺无人迹。地平线犹如一条银蛇在翻腾起舞，阳光炙热如火，高空鸟鸣惊心，军队在远处开枪放炮，没有人来关心蚂蚱出土的事。但我的爷爷还是跳起来，大叫一声：蚂蚱！蚂蚱出土了！

爷爷一声未了，就听到眼前那团膨胀成菜花形状的小蚂蚱啪地一声闷响，向四面八方飞溅。它们好像在一分钟之内就学会了跳跃。顷刻之间，爷爷的头上脸上褂上裤上都沾满了蚂蚱。它们有的跳，有的爬，有的在跳中爬，有的在爬中跳。爷爷脸上发痒，抬手摸脸，脸上顿时黏腻腻的。初生的蚂蚱很是娇嫩，触之即破。爷爷手上和脸上都是它们的尸体。爷爷闻到了一股陌生的腥臭气。他拖着锄头，仓惶逃出麦田。他看到，在麦垄间东一簇、西一簇，都是如牛粪、如蘑菇的暗红蚂蚱团体从干结的地皮下凸起来。膨胀到一定的程度它们就爆炸。在四周的嘭嘭爆炸声里，低矮的麦秆上、黑瘦的野草上，密密麻麻的都是蠕动的小蚂蚱。有一只小蚂蚱停留在爷爷的指甲盖上，好像故意让他欣赏似的。爷爷仔细地观察着它，发现这个暗红色的小精灵生长得实在是精巧无比。它那么小巧，那么玲珑，那么复杂。做出这样的东西只有老天爷！爷爷浑身刺痒起来，起初他还摸肩擦背，后来便乱蹦乱跳。他的心中，又是烦躁又是恐怖，仿佛身临绝境。尽管远近无人，但他还是又一次大声喊叫：

出土了！出土了！神蚂蚱出土了！

在他的眼前，又有一个马蹄那么大的蚂蚱团在膨胀，随时都会爆炸。他挥起锄头，对准那团蚂蚱砸下去。只听到啪唧一声响，像稀牛屎一样溅出去。锄刃也从锄钩上脱下来。低头捡锄刃时，他又一次嗅到了那股陌生的腥气。他被那腥气熏得迷迷糊糊，一手捏着锄刃，一手拖着锄杠，六神无主地往村里走去。他目光迷茫，丢魂落魄，嘴里念叨着：毁了，这下毁利索了，神蚂蚱出土了……

爷爷带回村的消息令村里人更加惶惶不安。那时我们的村子很小，只有十几户人家，一百多口人。当下就有人跑到田野里去看究竟。我父亲对我们说他也跟去看了，那一年他才五岁，刚刚有了记忆力。他们没看到蚂蚱出土的奇观。他们只看到在耀眼的阳光下，被干旱折磨得死气沉沉的田野突然活了。所有没死的植物上都有蚂蚱在跳跃，一阵阵细小但是极其密集的悉簌声在茫茫大地滚动。观看的人都感到浑身发痒，眼花缭乱，说不清哪里不舒服。

从田野里观蝗归来，父亲看到他母亲也就是我们的奶奶在堂屋里摆起了香案。两根蜡烛三柱香，烛火跳跃，香烟缭绕，鬼气横生。奶奶跪在香案前，嘴里念念有词，然后磕头不止。奶奶说蚂蚱就是皇虫，是玉皇大帝养的虫。造字的人在‘皇’字边上加了个‘虫’字，就成了‘蝗’虫。蝗虫就是皇虫，皇虫就是蚂蚱，翻过来也一样。

几天后，东南风浩浩荡荡，大团的乌云也滚滚而来。空气变得潮湿了，傍晚时村前的池塘里散出恶臭。被褥粘腻，跳蚤肆虐，爷爷难以入睡。他对我们说那年的一切都不正常，人们总感到大祸就要临头。蚂蚱出土以后，田野更是一片白地，连那些硬草棍儿也被啃光了。那些小神虫牙口可真好。爷爷说，前几天村里还有人到叭蜡庙里去烧香磕头，乞求它们能够口下留情，事实证明，这种活动毫无用处，它们根本不领这份情。男人们对女人的迷信活动不管不问，他们知道地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供神虫们吃了，求不求都一样。它们总不能吃土吃人吧？吃光了能吃的，它们就该迁移了。

东南风一起，人们有了希望，但也有了忧虑。希望能下一场透雨，好种上秋苗。令人忧虑的是那些把草梗都啃光了的蝗虫们恋恋不肯离去，就好像等待着啃秋苗似的。

爷爷睡不着，便到院子里踱步。东南风吹着人的胸膛，破窗户纸在他身后啪啪地响着。风里满是腥气，有土腥、水腥，更多的还是那种令人作呕的蚂蚱腥。雨来了，雨真的要来了。尽管有蝗虫在，但被干旱熬苦了的村民们还是兴奋异常。雨越来越近了，天边上已经有了抖动的电光。爷爷知道那不是兵们在打炮，而是雷公在摇晃手中的破扇子。爷爷暗中祷告：希望天老爷能下一场特大暴雨，抽打死那些害人虫，同时也就解了土地的干旱。

那夜果然下了大雨，雨里还夹杂着杏核大的冰雹。村民们都欢欣鼓舞，感谢老天爷，既解了酷旱，又消灭了害人虫。但天亮后到田野里一看，才知道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乐观，雨水和冰雹的确要了一些蝗虫的小命，但更多的蝗虫却在茁壮地成长。它们在雨后的数天里，便把各自的身体扩大到和大粒的花生米相似。它们一个个生龙活虎，腻腻嫩嫩，肉感强烈，令人望之生畏。现在，满眼都是它们蠢蠢欲动的身体。那么多的触须在抖动，那么多的复眼在闪烁，那么多的肚子在抽搐。喝饱了雨水的大地，为苦熬了一冬一春的植物提供极好的生长机会，所有的植物都在萌生新叶，所有的种子都在破土发芽。但是，新长出的一切，都变成了蝗虫们的美餐。它们决不挑食，它们不怕中毒，无论是有怪味的薄荷，还是有剧毒的马钱草，只要是从地里冒出来的，就啃吃干净。它们龇着两瓣紫色的大牙，嘴里喷吐着绿色汁液，让田野里洋溢着腥臭。蝗虫的气味毒化了空气，粉碎了人们的勇气。

雨后的大地依然光秃秃的，生出来的绿叶还不够填蚂蚱爷的牙缝。植物们生了气，去你妈的，我们不往外长了，看你们还怎么吃。有本事你们变成拉拉蛄，钻到地下来吃我们的根。它们说不往外长就不往外长了，蝗虫们也有些焦躁不安了。它们焦躁不安的表现就是由田野往村子里转移。它们爬墙上屋，吃光下树上那些新叶就开始啃树皮。风传丰村头上李大人家的小儿子被蝗虫们啃掉了半个耳朵。这个问题爷爷持否定态度。他说：蝗虫的确很凶，但也没凶到啃人耳朵的程度。

村头的叭蜡庙里和村后的刘猛将军庙里的香火又大盛起来。

据爷爷说，叭腊庙的正神是一匹像小驴似的大蚂蚱，塑得形象古怪，人头蚂蚱身子，令人望之生畏。刘猛将军庙的正神自然是刘猛。我查了资料，得知刘猛是元朝吴川人。曾授指挥职，带兵剿灭江淮盗贼，乘舟凯旋，正值蝗虫成灾，民不聊生。刘猛率队灭蝗，但越灭越多，气得他投江自杀。有司奏于朝，授刘猛将军之职，列入神位，专门负责为民驱蝗。但我感到这里边有矛盾：既然蝗虫是玉皇大帝养的家虫，那刘猛灭虫不是要遭天谴吗？怎么还给他加官晋爵呢？这事说不清楚，我们不去管他，我们还是说蝗虫的事。老百姓对付蝗虫，就像朝廷对付老百姓一样，有收买有镇压，软一手，硬一手。有时单用一手，有时软硬兼施。

我们村对付蝗虫的手段是抚慰。先是在叭蜡庙里烧香磕头，供献香草，看看无效，又到各家凑了点钱，在村中搭起戏台，请来一个草台班子，为蝗虫们献上了三台大戏。说是为蝗虫献戏，其实还是演给人看。我父亲是那三台大戏的最热心的观众。几十年后他还对当日情景记忆犹新。他说那三台大戏是：《陈州放粮》、《捉放曹》、《武家坡》。父亲对我们说当年演戏的盛况，四乡的百姓都来看戏，台下人山人海。儿童的印象总是放大的。我不相信在当时的情况下，荒凉的高密东北乡能集合起“人山人海”，在我的想象中，六十年前的那场为了蝗虫们的演出大概是如下的情景：在空旷的原野里，搭起一个低矮的土台子，台上活动着几个涂脂抹粉的人物，台下坐着或是站着几个无聊的闲人，还有十几个孩子，其中那个头上扎着抓鬏就是我的父亲。在演出的过程中，那些蝗虫就蹦到舞台上，蹦到演员们的脸上，有的还蹦到演员们的嘴里，让他们无法开口唱戏。

也许是百姓的真诚感动了蝗虫，也许是刘猛将军的钢鞭发挥了威力——最可靠的解释是蝗虫们同心协力地把我们高密东北乡吃成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它们终于开始迁移了。这又是一个奇观。看到这个奇观的就不止我爷爷一个人了。十几个村中的老人，包括我的父亲，都给我讲述过蝗虫过河的情景。

我们村子后边是一条胶河，村子前边有一条顺溪河，蝗虫们要迁移，必须越过这两条河流。大雨过后，河里又有了半人深的水。蝗虫们当时都有三厘米左右长，脑袋硕大，背上背着两个‘小包袱’（发育中的翅膀），正处在既笨又丑的跳蝻阶段。让我们听听它们是怎样越过河流。

据说，那天，村里人都站在河堤上，观看蝗虫过河。人们先是听到田野里响起了低沉的嘈杂声，然后便看到田野里抽搐起来。光秃秃的土地上翻滚着蝗虫的浊浪。蝗虫结成浪，一浪接一浪，涌到河边来。小孩子们生怕大人看不到似地大叫着：来了来了，蚂蚱神来了！这时，河里是滚滚的流水，蓝色水；河外是蝗虫的浪涌，红色浪。大人们面色如土，痴呆呆地看着那蝗虫的长浪追逐着涌上河堤。飒萨洒撒，沙煞嗄唼……一批接着一批，一列跟着一列，几千几万匹压着几千几万匹，层层叠叠，层出不穷。爷爷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蝗虫吃土，吃掉一条河堤也不算难事。

目睹了蝗虫过河情景的老人们补充说：蝗虫们互相搂抱着，数不清的嘴巴里往外喷吐着墨绿色的汁液，濡染着数不清的蝗虫兄弟。数不清的蝗虫肢体相互磨擦着，发出惊心动魄的巨响。在河堤上看热闹的人都吓破了胆，想逃跑，但是腿脚酥软，挪不动脚步。

话说那蝗虫的长龙在河堤上停顿了一会，好像整顿队伍一样。龙体眼见着就收缩，变得坚硬、紧密，像一根根粗大松木，轰隆隆地响着，滚到河里去了。河中顿时水花四溅，河面上远远近近都响起了水面被龙砸破的声音。时当1927年5月18日，中华民国战火连天，弹痕遍地；官僚趁火打劫，贪赃舞弊；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土匪风起云涌，兵连祸结，疫病流行；老百姓在水深火热里挣扎。

蝗虫们在河水中翻滚着，犹如一条条长龙。原本如蓝缎子似的河水此时变得千疮百孔。满河色彩，浊浪腾起，一片欢腾。

它们在众人的密切注视下靠近对岸，然后突然迸裂，分散成千千万万的个体，顿时改变了对岸河堤的颜色。

最终，它们消失在对岸的茫茫原野里。众人长吁一口气，心中好似一块石头落了地，但同时又感到怅然若失。

当天下午，爷爷便到地里去播种。

半个月后，青翠的小苗子给大地披上了一层轻薄的绿装。接下来的日子里，天遂人愿，风调雨顺。到了古历的七月份，高密东北乡的广袤大地变成了绿色的海洋。虽然麦季颗粒无收，但只要不出意外，再过两个月，丰收的秋季足可以解决百姓一年的嚼谷。

谁也不敢乐观，春天时神逝在胶河对岸的蝗虫们留下的巨大阴影，始终笼罩在高密东北乡上空。对蝗虫的恐怖像石头一样压着百姓的心，当然也压迫着我爷爷的心。

在劫难逃。

蝗虫们卷土重来那天，是农历的八月初九。那天阳光很好，天空很蓝，鸟儿很多。满坡的高粱都晒红了米。秋风吹拂，高粱前呼后拥，宛如大海的波浪。爷爷用木轮车往田里运粪，他一手扶住车把，另一手提着长鞭，便不时地抽一下在前头拉车的黑毛驴。推车送粪不用赶牲口的，这是爷爷的绝活，村子里只有他一个能，别人不能。爷爷推了几车粪，天已近正午。他突然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心烦意乱。拉车的黑驴也横冲直闯，不听招呼，好像被什么猛兽惊吓了似的。木轮车在驴子的斜拉下歪倒了。倒了车子，对爷爷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耻辱。他扔开车把，挥起鞭子，正要教训毛驴，忽然看到从西北方向的天空飘来了一片暗红色的厚云。爷爷心中一惊，手中的鞭杆落在地上。转瞬之间，那片红云便飞到了村子上空，又迅速地移到了田野上空。爷爷听到那团红云里发出了卡卡嚓嚓的巨响，好似甲胄磨擦之声。那团红云转了一会，好像进行地面侦察似的，然后，便猛然炸开，一天黄雨，万千金星，箭矢般落了地。眼前的一切，红色的高粱、金黄的谷穗、绿色的树木，都变成了刺目的红褐色。毛驴将硕大的头颅钻到车子下边，屁眼里呲呲地往外窜着稀屎。田野里有十几个农人惊慌失措地奔跑着，一边跑一边恐怖地喊叫着：回来了……蚂蚱神回来了……

爷爷僵立着，像一棵枯死多年的树木。两行热泪从他的脸上淌下来。

第一批是先头部队，随着它们的降落，大批的蝗虫源源不断地飞来。天空中翻滚着一团团毛茸茸的云，无数的翅膀扇动，发出令人胆战心惊的巨响。天空昏黄，太阳被遮没，腥风血雨，宛若末日降临。

村人们惊魂稍定之后，纷纷跑到自家的庄稼地边，敲打着铜盆瓦片，挥舞着扫帚杈杆，大声呐喊，希望蝗虫们害怕，不要在这里降落。但蝗虫们根本不害怕，它们依然铺天盖地降落下来。数月不见，它们背上已生出发达的翅羽，后腿变得坚强有力，春天时柔软的肢体现在好像用铁皮剪成的一样。它们疯狂地啃嚼着，田野里响起急雨般的声音，满坡丰收在望的庄稼转眼间便消失了。

爷爷说：春天时它们是往肚子里吃；现在它们不吃，只是咬，咬断就算完。前者是为了生存，后者仿佛存心破坏。见识过飞蝗之后，回想起春天时的跳蝻，才感到它们实在是温柔善良。

天过早地黑了，大批的蝗虫还从西北方向往这增援。它们到底有多少部队？好像永远不会穷尽。偶尔有一缕血红的阳光从厚重的蝗云缝里射下来，照在筋疲力尽、嗓音嘶哑的人身上。人脸青黄，相顾惨淡。就连那血红的光柱里，也有繁星般的蝗虫在煜煜闪烁。

入夜之后，田野里滚动着节奏分明的嚓嚓巨响，好像百万大军在操练。人们关闭门窗，躲在屋子里，忧心忡忡地坐着，连小孩子也不敢入睡。人们听着田野里的声响，也听着冰雹般的蝗虫敲打房顶的声响。村庄里的树枝卡巴卡巴地断裂着，它们被蝗虫压断了。

第二天，人们费劲地推开房门，看到村里村外都被蝗虫覆盖了。片绿不存，连房檐上的枯草都被啃光。蝗虫充斥天地，俨然成了万物的主宰。既然它们把可吃的东西全都吃光了，村人们也就不害怕了。你们总不能吃人吧？！在爷爷的号召下，村民们被动员起来，与蝗虫展开了大战。他们操着铁锹、扫帚、棍棒，铲、拍、扫、擂。他们越打越愤怒，越愤怒越打。蝗虫啃草木充满了破坏的快乐；村民们打蝗虫充满了杀生的快乐，充满了报仇雪恨的快乐。但蝗虫是打不完的，人的力量却是有限的。死亡的蝗虫堆集在街道上，深可盈尺。被人的脚踩得格格唧唧响，黑汁四溅，腥臭扑鼻，令大多数人呕吐不止。

爷爷说村里有个名叫五乱子的人在村头上点燃了一个柴草垛，烟柱冲天，与蝗虫相接；火光熊熊，蝗虫们纷纷坠落。村人们添柴加薪，增大着火势。柴草烧光了，就往里投木料，木料投完了，就卸下了家里的门板。为了与蝗虫斗争，我们的先人豁出一切。我们不求叭蜡发善心，不求刘猛显神威，要保护老百姓的庄稼地，全靠我们自己。人们还把那些死蝗虫用铁锹铲进火里去，于是油烟滚滚，恶臭冲天，几个老人当场晕倒，并且再也没有醒过来。

十几天后，像来时一样突然，遍野的蝗虫消逝了。它们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只余下光秃秃的树木和坚硬的植物根茎在秋风里瑟瑟颤抖。

蝗虫，这种小小的节肢动物，一脚就能捻死一堆的小东西，一旦结成团体，竟能产生如此巨大而可怕的力量，有摧枯拉朽、毁灭一切之势，号称万物灵长的人类，在它们面前，竟然束手无策，这里隐藏着发人深省的道理。

蝗虫，这肮脏的昆虫，总是和腐败的政治、兵荒马乱的年代联系在一起，仿佛是乱世的一个鲜明的符号。这里同样隐藏着发人深思的道理。

1927年高密东北乡的蝗灾，给爷爷们带来了灾难，但也给他们留下了关于这个世界的惊愕印象。爷爷们看到的仅仅是头上的一角天空，实际上，在这一年里，蝗虫像飓风一样横扫了山东大地，又波及了河北、河南、安徽数省，受灾面积近百万平方公里，灾民数百万人。爷爷们亲眼目睹的情节已让我惊讶不止了，更令人惊讶的情景爷爷们没有看到。据一位在胶济铁路上当过火车司机的老人说：那一年，蝗虫伏在铁路上，累累如山丘，挡住了火车的去路，胶济铁路交通中断了七十二小时。

我们只能想象那惊人的情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