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尼泊尔博克拉，夜宿FishTailLodge旅馆

从加德满都向西北方向走二百公里山路，便到了美不胜收的博克拉（Pokha

a）。据说很多西方老者愿意在这个山高路险的小地方了此残生，韩素音女士写过的那座还年轻的山，也在这里。

喜马拉雅山为它挡住了北方的寒流，让天下的花树尽在南坡的阳光下灿烂。但依傍着雪山它又不可能炎热，刚刚融化的雪水使这里的水道成为南方一切大河的上游。

我们乘坐一种拉缆浮筏渡过了清澈宽阔的雪水河，住进了山脚下的一家叫做鱼尾山屋（Fishtaillodge）的旅馆。伙伴们被这儿的美景所吸引，各自走散了，我则在山屋附近漫步，继续梳理我一路的感受。

此处已经有点冷，现在我在火炉边拿起了笔。

昨天勾画了几大文明衰落的各自原因，但是，总应该还有一些共同规律吧？找出了这些共同规律，实际上也就找到了中华文明长期延续的原因，只不过两者正好相反罢了。

我们看到的每一个文明发祥地，在地理位置上几乎都被荒昧之地觊觎和包围。文明的重大发端都是奇迹，而奇迹总是孤独。它突然地高于周边生态，这是它的强大，也是它的脆弱。文明以自己的繁荣使野蛮势力眼红，又以自己的高雅使野蛮势力自卑，因此野蛮迟早会向文明动手，而一旦动手，文明很容易破碎。因此我们看到了，任何文明都要为自己筑造那么多城堡。

当文明的力量汲取了太多的血泪教训，也会主动出击，开始是想以野蛮的手段阻挡野蛮，久而久之，远距离征战渐渐成了某些文明的癖好。它们一时变得强健而雄壮，但历史最终记下了一个结论：任何军事远征，都是一种文化自杀。因为各个文化都有自己的体量定位，没有边界的文化就像没有皮肤的肌体，岂能生存？这一点，不仅埃及、波斯有过教训，连“泛希腊化”的远征也没有对希腊文化带来好处。

征战一旦胜利一定伴随着文化奴役，这对被奴役的文化是一种毁灭性的摧残，这我们在埃及、耶路撒冷、巴比伦、伊朗、印度都看到了。但是另一方面，胜利者的文化也未必胜利，因为它突然成了奴役别人的武器和工具，必须加注大量非文明的内容，到头来只能是两败俱伤。

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再一次感到欣喜，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的君王都不喜欢远征别国。当然这与他们自以为天下中心的观念有关，但这种观念本来也有可能成为进攻别人的理由的。中华文明从根子上主张和平自守，我们从小就会背诵的杜甫的那几句诗很能概括这种代代相传的观念：“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由此，我也找到了中华文明几千年没有败亡的重要原因。

我曾在几万里奔驰间反复思忖：你看在中国商代，埃及已经远征了西亚；在孔子时代，波斯远征了巴比伦，又远征了埃及；即使到了屈原的时代，希腊的亚历山大还在远征埃及和巴比伦；而且无论是波斯还是希腊，都已抵达印度……

总之，在我们这次寻访的非洲、欧洲、亚洲之间的辽阔土地上，几大文明古国早已打得昏天黑地，来回穿梭，没有遗落。说有遗落，只有我们中国。中国也打，大多只是内部争权，或扫扫周边的匈奴之类，与人家一比简直是彻底的本分。我们民族的第一图像是长城，那也只是自己的护墙而已。这次我坐的吉普车上有一盘录音带，反复放了三个月，总是奇奇怪怪的那一句，不知是谁在唱：“孟姜女，哭长城，千古绝唱谁忍听？”

我每次看了那些远征军的城堡、战壕后回到车上听到这一句就笑，心想，等这次旅行到达终点，我要向长城敬个礼，因为我终于明白它的基本含义是安分守己的和平。如此庞大的文明一直采取这个态势，实在是人类文明的一大幸事。

除战争之外，衰落的第二个原因是社会失序。

战争对文明的破坏，首先从破坏秩序开始。这种破坏也包括侵略者在动员和组织战争时对本国文明进行军事化的搓捏。即使没有战争，文明自身也无法抵拒失序趋向。多数文化行为在自我伸发时无法协调自己与别种文化行为的关系，结果造成大量高智能的纷争，有时还需要低智能的势力来进行粗鲁调解，这种现象在世界历史上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更普遍的问题是文明与权力的分离，使两方面都建立不起自身的秩序系统，迟早在抵牾中失序。文明越高抵牾越强，失序的后果也越是严重。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世界上多数古文明的发祥地在社会秩序上反而远远比不上其他地区。

平心而论，对这一点我过去感受不深，只觉得秩序是一种天然存在，差别在于要老秩序还是新秩序。我们这一代一直在与形形色色的老秩序奋战，积累了大量这方面的话语。这个体制长、那个体制短的讨论其实始终停留在相近似的语法系统里，否则何以讨论得起来？但这次考察对我们这批人印象最深的，是比较彻底的社会无序现象。

一千公里、一千公里地看过去，总是有那么多无所事事的穷人站在堆积如山的垃圾上。让这些穷人弯下腰来把垃圾清除掉，然后给一点酬劳，酬劳来自合理的税收，这就是社会管理，说起来容易，但能够做到的地方却很少。既不是在贫民窟，也不是在难民营，更不是地震之后，或洪水刚过，而是好些国家的基本民生状态历来如此，这就不能不让人震惊了。

一代代下来，很多穷人已失去劳动习惯，肥沃的田野没什么人在耕作。极少数人暴富，住在城里，其中几个在玩政治。以前在电视里见过的一些风度翩翩的政治人物，都被对手指控为大贪污犯，但对手也相差无几。更可怖的是，怎么选举、怎么投票，总也逃不出这几个圈子，这几个家族。赤地千里，饿汉遍野，与他们无关。于是，不仅道路破败、卫生恶劣、人**炸完全没有人管，而且还有那么大的区域不在政府军警的控制之内，有些地段政府只能控制一些主要公路，路边的广阔土地完全是不知所云的世界。

我一再站在这样的土地上傻想，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改革，才能解决问题呢？面对眼前的一切，我甚至对以前觉得不应该采取的强烈手段，也可以理解了。想一想，怎么才能使这密密层层蓬头垢脸、目光呆滞的人群成为社会进步的正面力量，然后让他们送自己的孩子去接受教育呢？这是文明的起点，居然直至二十世纪末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地方没有进入，很多地方还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

无序对文明的葬送，比其他任何力量都严重，甚至超过战争。这里边有一些令人伤心的逻辑，即有些无序是文明本身带来的。例如文明会吸引野蛮，文明会助长霸业，文明会滋生无聊，文明会提供纷争的借口、冲突的依据、攻陷的逻辑，文明会养育敏锐的刀笔、阴郁的计谋、激愤的口舌等等，但到头来损害最大的还是文明。因此，对一种悠久漫长的文明来说，为了避免无序的损害，惟一的办法是组建一个既有文明职能、又有管理权力的体制。中国古代通过科举取仕而组建文官体制的办法实行了一千三百余年，有效地维持了中华文明的秩序。这种秩序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我在《十万进士》一文中曾作过系统分析，而这次到其他几个文明发祥地一看，更明白那实在是我们祖先的一个天才创举。那些文官，很少接到上级政府部门的有效管理指令，却熟悉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想，主动自觉地行使权力，而这种权力又有明确的文化指向。正是这样一个严密的网络，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续。虽也曾病衰，却未曾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