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我能写的只让我自己更喜闻乐见，不再讨好除了我女儿以外的任何人，想写的写，不想写的就一个省略号。

2011年早在几天前就过去了。

上学的时候，我特别讨厌写年度总结，因为那时候的一年一年，除了没有什么可以总结的以外，总是觉得没有必要对一个向你强行下达任务的人掏心掏肺。我要记得的总是会记得。后来发现记忆真的不是特别靠谱的事情，所以现在我愿意用文字记录下来。而我很小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备忘录的意思就是把事情都记在一本本子上，然后准备忘记。不过……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在去年，我的赛车成绩还不错，全国锦标赛一共十一场比赛，除了两次赛车故障以外，九次登上了领奖台，并且为上海大众333车队以及涡轮增压赛车获得了第一个全场冠军。今年我也为斯巴鲁中国拉力车队获得了第一个年度车手总冠军。上一次获得全国汽车拉力赛的车手年度总冠军是2009年。加上2007年的全国汽车场地赛车手年度冠军，2008年全国汽车拉力锦标赛1600CC组车手年度第一名，我已经收获了四个年度第一。在此感谢我的车队朋友和技师们。

1993年，我第一次在电视里看见港京汽车拉力赛，我当时就立志长大以后要进入国家队开赛车。后来，我长大了，也开赛车了，但国家队没了。1993年，我坐在电视机前的椅子上幻想，18年后，我可以不负11岁的自己，还是挺为自己觉得高兴的。其实我并没有要很励志的告诉大家坚持理想，在1993年到2003年期间，我其实完全忘了当年电视机前的我怎么想来着。一直到后来有了条件才下意识开始尝试练车。可能有的时候死死的坚持可能还在一个合适的时候重拾，无论对理想或者对感情都是这样。当然，这完全因人因事而各异，并不那么通用，纯属个人偶遇。我可不是机场电视传道士。

在2011年，我的好朋友刘曹东去世了。他去世前是在我拉力赛场上最好的对手，他也是中国最好的拉力车手，在2009年我赢了他，2010年输给了他。一转眼，徐浪也离开我三年多了，他更是当时拉力赛场上的王者。我是责怪他们的。因为他们让比赛的胜利少了很多含金量。他们一走，就算如今我又赢，也充满遗憾，好似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和我做其他事一样，也是时无英雄，让竖子成名。既是猴子，又是竖子，我明年是双子座。我特别希望能和东东徐浪一起比一场。当然这话说出来没有什么意义，他们不能复活，我也不愿死去，纯粹表达怀念。

有人离去，有人来到。我成为了父亲。除了我特别喜欢我的女儿以外，最重要的是，我的女儿特别的喜欢我，不出意外，她先学会了叫爸爸。有个媒体采访过我，问我关于女儿和儿子的想法。我记得当时大致是这么回答的，我只希望我的女儿高兴，无所谓她能不能获得中国意义上的成功，只要她人品好，我愿意为她创造一切的条件，我愿意为她生造一个世界，让她不用在这个残酷而缺德的社会里受苦。当然，一切都随她的意愿。她如果愿意尝试，哪做什么都可以，我只是她登高冒险的一张防坠网而已。如若未来有变故养女儿困难，给李彦宏开车，替白烨磨墨，帮陈凯歌打灯，我都没问题。当然，我还想要更多小孩，如果有男孩，那就要活该受苦了，他得扎到这个现实里，奋力拼搏，养活自己并尽力改变社会，争取给天下的小女儿们创造更温良的环境。

2011年，我自己的文章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其实是从2009年和2010年开始的。那时候我写文章，针砭时弊，批评政府，完全发自内心的痛恨。我是一个最恨束缚的人，也是一个晚上开车看见路上有一个坑都会报警并守着这个坑的人，天天盼望中国突变成美国或者台湾式的社会。我甚至认为香港或者新加坡都是不完美的，制度是一切罪恶的源泉。制度必然带来了巨大的弊端。我从这些批评中获得了很多的赞誉，于是我开始在意于这些赞誉，甚至不自觉的迎合。然而的悲悯都抵不过悲剧的重复。

到了2010年，我做的很多批评几乎都是有罪推论和变种八股——制度不好，政府腐败，悲剧发生，人民可怜。我想在任何社会里，这样的批评都会受到民众的欢迎。因为执政者的腐败和贪婪，这个社会官民对立严重。是啊，你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说，咱们真是可怜，你的上司是个屁，他弄砸了这么多事情，还开好车养小蜜。以你的能力，远不应该只获得现在这些，而且凭什么让那个傻逼当你上司，人人都有当上司和换上司的权利，他的那些东西，都应该是你的。这话除了那个上司不爱听，谁都觉得说到他自己心坎里去了。我这么写文章，再加几句俏皮话，大家肯定都觉得我说的特别好，而且凡是不赞同者，皆会被民众说成五毛，是权贵之走狗，民主之敌人。就算想批评我两句，也得先夸一千字，才能委婉提上一两句，否则很容易引起不满被戴上各种帽子，就像我批评的那些人给其他反对者扣帽子一样，所谓左右之间互相从来都没有协商和妥协。当我发现批评我的人越来越少或者越来越小心翼翼的时候，我自然高兴了一阵子，但后来我总觉得不对劲，我知道无论我说的多么对，我必然有地方错了。

于是，想了很久，我逐渐觉得，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2011年间早些的一些文章，从写钱云会村长的《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我就开始有所变化。当然，在批评中，如果两者并列，则应先批权贵，因为很简单，权贵捞着利益了，苦全是平民受的。但这不代表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无穷尽无底线的讨好民众。你说民众多么好多么对多么善良多么高素养，民众应该得到什么什么，民众应该享受什么什么，天赋民众各种权，民众的眼睛不光是雪亮的，而且都是双眼皮……这些话其实和当年毛泽东上位之前狂拍群众的马屁并没有什么区别，民众也许只是他获得权力和威信的筹码。

在好几年前，我还是一个坚决的革命者，认为凡是一党专制的，就要推翻它，必须多党派，必须直选，必须三权分立，必须军队国家化。当时也有朋友和我争辩，说会死人，会混乱，会倒退。当时我的观点是，不一定啊，没试过怎么知道，你那是统治阶级的推辞，再说了，什么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你不做的极端一点，不激进一点，你怎么铲除顽疾，大乱才能大治，反正到了乱世，我未必不是枭雄。但是逐渐我发现，这种态度和那些独裁者的“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在感情上其实差不多。脱离了现实的极端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之中的极端专制独裁者在品质上未必相反，甚至类同，只是他们各自高举着不同的旗子罢了。你未必不会成为那个曾经最让你恶心的人。

所以，我不希望多成为一些别的什么，而一切和我的工作有关的自由，我会依照宪法，不停地要，躺着，坐着，站着，走着，写着，说着，我只有不停地要，要到你想逃。无推动，无变革。

至于写作，在新年里，我希望我能写的只让我自己更喜闻乐见，不再讨好除了我女儿以外的任何人，想写的写，不想写的就一个省略号。

最后，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的个人感情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