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那样，从九月到十一月初，我等着自己想开，对彼得的前女友不再嫉恨。我在那个中学教英文教得痛苦死了，天天在报上找我的“理想职业”。虽然我的开支不大，但物价飞涨，还是入不敷出。商人们开始大发战争财，囤积粮食，囤积棉纱棉布，什么都囤。到处看见抢购东西的人群。我上班的学校外面有一个米店，夜里人们让小凳小椅子石头砖头替他们排队，天不亮这些凳子椅子砖头全变成了人，有的砖石或凳子在夜里给做了手脚，次序在大大地变更了，这就是一场流血恶斗的起因。学校教员常常在上课前毫无斯文地抢米，进了教室再为人师表。某天几个教员误课，因为他们抢购回来的大米掺沙子掺得不像话，他们找米店老板换米或者退钱，结果被米店雇的地痞打伤了。

我这天突然出现在父亲的书桌边。他去图书馆的时间我已经掐得很准：每星期五上午，他总是去图书馆恢复一下单身汉的清静日子。这一天他也把自己恢复成一个学者和忧患意识很重的知识分子，读一个星期的《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报》，再浏览一下《泰晤士报》和《读卖新闻》。他得找到自己在这个创伤累累的地球上的定位。每隔一个礼拜重新找一次，因为每个礼拜都可能有新的战争版图。

我到这里来找他很好，他不是那个大嗓门儿的、大而化之的归国教授；他是脆弱、敏感，甚至有些厌世的真实自己。

我前面讲过，我们父女都有别人不认识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只有父女面对时才活过来。一旦我和父亲以我们血缘中特有的面目出现，一切都尽在不言中。没有比那种理解、原谅、接受更彻底了。冒犯还没出现，就已经被原谅了，不管我一生还有多少歧路要走，我爸爸这个时候看着我，全部提前接受。他正是这样向我转过脸的。

父亲说：你瘦了，妹妹。

这是两三个月来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上次见他还是八月初。他的生日是八月二号。我大概在八月三号或四号（我记不清具体哪一天）神出鬼没地回到家，给他送了一块“凯斯林”的蛋糕和祝寿语。

还好。我说。我每顿饭都是胡乱在小摊上吃碗阳春面或小馄饨，所以站在父亲眼前的，就是摊贩们克扣斤两的后果。

父亲说假如冷的话，他会从家里给我拿些冬天的衣服出来。然后他问我，第二天是否有空。我看着父亲。他胡子拉碴，不修边幅，这一天他恢复成了中年光棍。他追问我是否能和他一起吃午饭？

我们都知道我不能回家的原因。从医院出逃后，凯瑟琳大大光火，真的成了个恶毒的小后妈，说我如何地自私，偏要和日本人胡闹，把父亲和她也牵连进去。在我为父亲道贺生日那天晚上，小后妈的嘴脸可是够瞧的。她说要么我就遵守与日本人的诺言马上离境，要么就跟家里一刀两断。家成她的了。

父亲又问我到底住在什么地方。我说是个很差的地方。他说，好啊，连他也不能得到地址。我告诉他，对我的行踪知道得少些是为了他好，知道了他又会来找上门。我知道父亲肯定会一次次往那个地址跑。那就真让凯瑟琳说中了，我在连累他们。

父亲把桌面上的报纸夹子合上。纸张嗞啦啦作响，跟凝固的寂静发生刺耳的磨擦。他拿下一摞《华尔街报》，“嗞啦啦”地一张张翻阅。我敢肯定，他心里“嗞啦啦”翻得更乱。

他翻着翻着，问我是否还要等着跟彼得一块儿去美国。我沉默。明摆着的事情何必问呢？

他想说什么，觉得自己不必多嘴，接着更起劲地翻弄报纸。周围都是报架子，我和他的空间是报纸隔出来的，冬天的上海在这个散发油墨味的小空间里更阴冷潮湿。

担保书不好办呢。他慢慢地说。

我不说话，但我接收了这个重要信息。我和父亲之间常常会长时间沉默，但沉默得非常舒服，不像一般情形，一个人的沉默里容不下另一个人的沉默。

沉默了一阵，我站起身，抱紧胳膊。那带油墨气味的阴冷在我身上到处钻。

我说：那我走了。

他小声说：我马上要去内地了。这句话是他突然决定要告诉我的。是作为一个央求说出来的。意思是，爸爸我要远离你了，你还不待我好些？至少陪陪我，一块儿吃顿饭什么的。

我当然不能拒绝父亲。我问他所有的阅读结束没有，没有的话我可以等。

他立刻站起来，去前台取了套鞋和伞。我父亲很有意思，看上去大大咧咧，自由自在，但出门常常带雨伞和套鞋。这都说明他随时做好了迁移的准备，或者他有一种莫名的危机感。父亲告诉我，因为决定去内地，他已经卖掉了车子。

冬天六点的上海更像深夜，因为真正的深夜反而充满活力。六点穿行在街上的，是棒子工，在码头上卸了一天的货，脾气大得吓死人。另外就是各种办公楼里走出来的小职员、小公务员，谁的事都不想碍，巴巴结结做完一天，赶回家吃几口泡饭，好让明天一模一样的日子重复。时髦男女此时还不会出门，他们要等到海关大钟敲了八下以后，连加班加点的职员也从马路上消失了，整个贫穷衰败的上海都消失了，他们才出来。

我和父亲来到美国总会楼下。守门人板着脸看了父亲的会员证和我的护照，总算笑了一笑。

我父亲对我做个鬼脸，问我相不相信他现在最想吃的是甜酸肉。我说我相信，因为我也常想吃分量很足的热狗，上面堆满乱七八糟的配料。

结果我们都点了热狗。

我问我父亲，去内地的事情怎么和他小夫人谈妥的。他说他本来早就要走，可凯瑟琳怀孕了。后来她承认是为了拦住他编出的谎言。俩人吵到离婚边缘，凯瑟琳求饶了。我父亲先去那边安置下来，再设法把凯瑟琳接过去。

马上就走吗？我开始讲英文。

把你送上去美国的船我就走。上海不是你这样的女孩子待的地方。你要不回美国，就和我一块儿去内地。

我父亲很少有这种时候，果断独裁，不容置疑。一旦这种时候出现，你最好小心点。

我说：给我一个星期时间，我给你答复。

父亲说：给你两个星期。

我说：谢谢。

他说：但你最好别动歪脑筋，逃走什么的。

我说：彼得怎么办？

他说：这跟你去美国并不矛盾。你一定要嫁给他，到美国以后正好催促你伯伯。总不会三个伯伯两个姑母都不帮你忙。你是真要嫁给他？

我明白了。父亲请求给彼得担保的事遭到了大伯的拒绝。唐人街的生意人在纳税上都经不起推敲。担保书要求纳税清楚，并对所有动产不动产要如实呈报。伯父们心想，我疯了吗？向美国政府露富？

还有原因。一定还有。大伯父大概对我根本不想认了。难道没给鬼佬欺够？还要请个鬼佬回家？美国的白鬼佬都不请他进门，何况是个连白鬼佬也看不上的犹太鬼佬！

这些我没有向父亲证实。证实了更刺痛自己。

我们离开美国总会时，海关大钟敲了八下。四下一看，各餐桌点燃了蜡烛，烛光四周，出现了低声细语的客人。我和父亲刚才谈话声调还是过响，因而我们走过一张张餐桌时，让蓝色、灰色、棕色的目光划了一下。能感到那些目光的冷和硬。

下了楼我们往黄浦江边走。就是想走走。

一队日本兵从我们身边跑过去，哇哇地叫喊着“站住！浑蛋！……”我们不懂日语，但这两句话从一九三七年年底之后，就是日语盲也听懂了。

我父亲朝他们跑的方向张望。我没有心思去管别人的悲剧，心里乱糟糟地想着如何度过离别彼得前的两个星期。这一走可就是阔别。

父亲用英语骂了一句：狗日的日本佬！他不知觉已经向出事的地方快步走去。

我顺着他走去的方向张望，汇丰银行对面，传来人类在猎杀时从喉底和脏腑中发出的声响。就是那种平时绝对发不出来的声音。路灯下日本兵成了一大团长有拳脚的黑影。不久，一大团黑影上方出现了一把长军刀，只在灯光里划动一下，就劈砍下去。

父亲已走到离那一团暴力黑影很近的地方。我怕他引火烧身，叫了一声：“Dad！”在此期间那把窄长军刀又是几个上下劈砍。

请问阁下们出什么事了？父亲用英文问道。他还算晓得厉害，没有再往刀刃上凑。

一个骑马的英国警察跑来，对父亲打了个狠狠的手势，要他少管闲事，同时飞快地说：可怜的家伙偷错了人，他不知道那艘游艇是日本人的，上去偷了一桶柴油。

狗日的，一桶柴油值几个钱！我父亲说。他的英文懂行的人是听得出口音的。唐人街口音。广东话为母语的人每个英文吐字都咬断最后一点尾音，尤其在他恼怒的时候，这种口音更重。

英国警察不加评论。来租界服务的警卫人员都是在英国退了休的警察，只要不伤害英国人的利益，他们不计较其他种族间的是非。上海天天有人杀人放火，管不过来。

日本兵砍累了，慢慢走开，一面在地面上搓着鞋底板。刚刚蹚在血里，总得把鞋底擦干净。我和父亲都没有再上前去。不用凑上前了。从我们站的地方就能看见地上那堆形骸一动不动，暗色的血从马路牙子上倾泻。一个小小的暗色瀑布，从我的角度看油黑油黑的。

英国骑警没有下马，从鞍子上向我们转过身，耸耸肩。这是个多么讨厌的动作！中国人，死了。就这么回事。或者：你们瞧，五分钟前还惦着回家吃老婆做的饭呢。或者：又一个任人宰割的中国人，连叫都没叫一声。

我父亲坚持要送我回家。刚才那一幕让他恨不能立刻扭送我去美国。他叫了两辆黄包车，我的车走在前，他紧跟在后，突然想到有什么要跟我说，就催他的车夫猛跑两步，说完他的车又落到后面。有时候赶上来，清了清喉咙，又不说了。在我的住处门口，我跳下车。他也从车上下来，站在车旁边说：好好用你的两个星期。收拾行李也包括在内。

然后他坐回车座上，向车夫一抬下巴。车子掉转头。

我站在原地，看见他的头颈缩在大衣领子里，人给车子颠得一上一下，忽左忽右，浑身有点散架似的。大概他在为刚才险些冲上去劝阻日本兵而后怕。黄包车走远了，他毫无察觉我一直在目送他。也许他越想越后怕。真正懂得怕是成熟。这就是父亲一直到故去都说我不成熟的原因：妹妹，年轻人总以为他们的命结实得很，有的活呢，所以动不动就拿命去挑衅，正因为他们不成熟。

我的住处暴露了。必要的时候父亲可以亲自来捉拿我上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