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一听,当即叫起张诚问道,
“朕记得沈鲤于万历十二年冬才升任礼部尚书,其时距他任六部官不过两年,怎么现时便要引疾乞休了?上个月他上疏劝朕‘节用爱人’、‘财散民聚’,酌议减省供亿营建,朕也是好好地答了他,并没有给他甚么委屈受啊。”
万历朝重臣“乞休”之频繁,朱翊钧在现代研究明史时是见识过的,这种现象在有明一代实属罕见,甚至可以说是万历一朝的特殊产物。
总的来说,重臣乞休共有三种情形,一是疾病,二是被言,三是职业不得尽。
通俗而言,除了身体状况实在堪忧之外,乞休的重臣一般要么是在科道官那里受了弹劾,要么是在皇帝这里受了委屈。
按照明朝制度规定,受弹劾的官员应该自行请辞,但这一项制度和大明其余所有的制度一样,发展到万历朝就改变了它的初衷,成为了另一种君臣之间心照不宣的大明官场文化。
朱翊钧不大喜欢这种看起来彬彬有礼实则欲盖弥彰的官场礼节,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向来就是这样,人敬我一尺就要多敬出别人一丈,不然就显得小家子气。
而一个人得人敬时就容易忘了原则这东西,真是可悲又可怕。
张诚见皇帝没有准允沈鲤请辞的意思,忙满面堆笑地回道,
“或许是因为沈尚书当真生了病。”
朱翊钧看了张诚一眼,道,
“沈鲤好官,奈何使去?朕昔年居于东宫时,曾命诸讲官书扇,沈鲤书以魏卞兰之进奉,悉陈大义,甚契朕心。”
其实朱翊钧能讲出沈鲤的许多其他优秀特质,比如他屡次劝谏万历皇帝崇俭戒奢,比如他拒绝为万历皇帝购买的珠宝捐俸逢君,再比如历史上的他还曾为民请命,在黄河中下游修筑了两道“沈堤”。
但是此刻的朱翊钧却都略过这些不提,
“朕最看重沈鲤的,是他为官供职屏绝私交,不轻易与人结党。”
“当年沈鲤任庶吉士,高拱是他的座主又是他的同乡,他却从未私谒拜访;后来他在内书堂任教习,黄锦因是他的同乡送礼给他,他拒不接收。”
“张居正秉政之时,曾约沈鲤于家宅同写奏折,他却以‘国政绝于私门’之由辞之;张居正病重时,满朝文武为讨好张居正,争相为之设坛祈祷,唯沈鲤独不往。”
“如此爱惜羽毛之良臣,朕自当敬之重之,他若当真生了病,趁着范礼安还没走,朕就派洋教士给他看病去。”
张诚一愣,
“这……奴婢……”
朱翊钧很是豪迈地挥了下手,打断道,
“行了,说罢,沈鲤到底是为何要乞休?”
张诚默然片刻,最终道,
“听说他是同申时行起了龃龉。”
朱翊钧道,
“首辅处事一向得当,如何会与沈鲤有龃龉?”
张诚淡笑道,
“皇爷有所不知,这内阁权重时,群臣就会依附;内阁权轻时,群臣便会攻讦。”
朱翊钧瞥了他一眼,道,
“你这么回话,是想暗示沈鲤趋炎附势呢,还是指责申时行结党营私、排挤同侪?”
张诚低头道,
“奴婢说得是实话。”
朱翊钧笑了一下,道,
“你也巴不得沈鲤走啊?”
张诚一顿,忙跪下道,
“奴婢无有诋毁朝臣之意。”
历史上的沈鲤在礼部尚书任上确实与内阁和内官相处不睦。
最明显的一点是,沈鲤后来在万历二十九年重返朝堂,以故官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之时,是在前两位内阁辅臣张位去职与赵志皋去世,以及司礼监掌印张诚被罢斥之后。
而张位与赵志皋,都是万历十九年申时行正式退休之前,由他特别举荐选拔入阁的辅臣。
沈鲤一直等到万历二十九年才重新入阁,可见当真如所言,与申时行不甚合。
“这诋毁不诋毁的,你说了不算,调了奏疏来一看便知道了。”
朱翊钧慢慢道,
“你若是现在不方便去司礼监,朕大不了就支使孙暹、陈矩、魏伸、李浚、卢受他们去拿,也是一样的。”
张诚叩头道,
“此等小事,奴婢不敢劳动皇爷,奴婢记得,近来弹劾沈鲤言辞最险恶者,乃工科左给事中陈与郊与其同官陈尚象。”
朱翊钧心中一动,道,
“陈与郊此人朕记得,万历十五年年初考察京官,主持京察的都察院左都御史辛自修将朕刚刚下旨升迁的工部尚书何起鸣列入‘拾遗’之中。”
“于是陈与郊同时纠弹辛自修与何起鸣,顾宪成也上疏为辛自修鸣不平,批评内阁辅臣,朕便将顾宪成贬为桂阳州判官,辛自修与何起鸣二人也一并罢官,工部转由石星与曾同亨共同负责。”
张诚道,
“确有此事,据奴婢所知,陈与郊同申时行一向交好……”
朱翊钧轻轻地笑了起来,
“你不会是想说,陈与郊纠弹辛自修与何起鸣,与他如今攻讦沈鲤,都是出自申时行的授意罢?”
张诚又叩头道,
“皇爷明鉴。”
何起鸣在万历十五年被强行“拾遗”,以及辛自修的罢官的确是因申时行的干预,但是这整件事要没有张诚的参与,万历皇帝是绝不会同意当时刚刚主持完京察工作的辛自修辞官的。
而何起鸣在京察中被列入拾遗再考,也确实不算是无端被诬,因为晚明的工部尚书,大多都与内官太监十分亲厚。
尤其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开始大肆营建,宫内皇家的建设项目是层出不穷,工部主管工程,为了要在万历皇帝面前留下个好印象,自然须与太监一起勾结分肥。
历史上的何起鸣便是在这个过程中与张诚有了交谊,并且利用这层关系升任了工部尚书。
后来何起鸣被辛自修攻击,在陈与郊纠弹二人之后,张诚还在万历皇帝面前为何起鸣开脱。
正好当时万历皇帝不满言官对皇帝所用之人总是排斥攻击,于是相信了何起鸣而怀疑辛自修,并责备了上疏为辛自修申辩的科道官,顺带还贬斥了顾宪成。
所以在万历十五年的京察事上,张诚和申时行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于是如今陈与郊得申时行授意用同样的手段排挤沈鲤时,张诚自然也是偏帮申时行的。
“沈尚书不晓人意,却也不该受这般排挤。”
朱翊钧淡淡道,
“你们都是为朕效力,甚么了不得的大事非要让朕容不下他?”
张诚道,
“奴婢知道皇爷看重沈鲤,若是寻常之事,奴婢亦不敢有此请,只是事关国本,奴婢不得不为国储所虑。”
“万历十四年时,贵妃娘娘生皇三子,进封皇贵妃,沈鲤却率僚属请皇爷册建皇长子,当时皇爷几次下旨不议国储,又将谏言立储之科道官姜应麟等人贬官,并诏谕少俟二三年再议国本。”
“如今议期已届,沈鲤执前旨固请,皇爷若留用他在朝中,恐怕不日便纷议再起。”
张诚继续道,
“奴婢一向以皇爷之意马首是瞻,如今皇爷命勋臣外戚组建轮船招商局已是不易,若再与国本有所牵扯,永年伯、郑国泰在江南,恐怕是举步维艰……”
朱翊钧接口道,
“你说的也有些太玄了罢,不管朕想立谁为太子,都是朕自己的意思,同哪一个外臣都没关系。”
张诚应道,
“是,皇爷说得是。”
朱翊钧这时忽然就有些佩服张居正,他发现在中国做事就是这样,一件事还没做起来呢,一群相干不相干的人就开始围着这事作文章了,不作出点文章来他们就浑身不舒坦,
“起来说话罢。”
张诚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范礼安方才留下来的书又恭恭敬敬地被他捧在了手里。
朱翊钧道,
“沈鲤若去职,谁可代之?”
张诚小心回道,
“皇爷圣裁宸断,内臣外朝定皆服从。”
朱翊钧想了想,叹气道,
“那就升吏部右侍郎朱赓罢,他从前为日讲官时,曾为朕讲解,极力言说‘花石纲’之害,朕听了十分震动啊。”
张诚忙笑应道,
“是,朱赓醇谨,自然颇得皇爷赏识。”
朱翊钧道,
“朕虽准允放归沈鲤,却也是因他再三引疾恳请,并无他意。”
张诚喏喏道,
“是,是。”
朱翊钧处置完这件事,一想轮船招商局办起来后还可以再将沈鲤召回来,心里总算没那么难受,
“这用人论事,还是要取其大者,科道官弹劾的,十之七八都是‘小节’,无论谁主管礼部,只要能替朕把这与洋人外交的事办妥当了就好。”
张诚笑道,
“国之外交无非是一‘利’字,试看如今天下九洲,哪一国能富庶得过我大明?”
朱翊钧道,
“‘利’这一字虽重要,却也有‘国利’与‘私利’之分。”
“依朕看啊,现在这来华的洋人,表面上都是为私利,实则却都重于国利;而我大明却恰恰相反,诸臣诸公,讲其国利来头头是道,实际呢,却个个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这可不是好兆头啊。”
张诚忙道,
“只要轮船招商局一建成,无论是私利还是国利,都尽皆为皇爷所用,皇爷又有甚么可担心的呢?”
朱翊钧笑了一下,道,
“但愿如此。”
皇帝沉吟片刻,又微微侧过身,换了个话题问道,
“对了,朕先前下旨,要太仆寺让马户投票选吏的事进行得怎么样了?”
张诚上前一步,见皇帝没有再因沈鲤之事怪罪自己的意思,便觑着朱翊钧的神色慢慢挪到他身边,赔笑答道,
“皇爷忘了,太仆寺的折色银是每年春秋二季上缴,现在才过了六月,秋天都没结束呢,哪儿看得出甚么变化呢?”
朱翊钧点了点头,道,
“倘或有甚么变化,必须及时让朕知道。”
“徐泰时是晓得道理的,他先前迟迟不敢整改马政,无非是怕俵马银收不上来,九边找太仆寺拆借的时候腾挪不出银子,万一蒙古人打过来,九边守将一状告到朕这里,最终吃亏的定是他。”
“现在朕亲自担了这整改马政的干系,蒙古人打过来尽管让九边直接来找朕,实在挪不出经费,大不了朕将朕内库里的东西都变卖了,朕一人吃紧些没事,总不能让朕的忠臣良将们都跟着朕为难啊。”
朱翊钧寥寥几句话,就把大臣边将们反对俵马新政的招数给道尽了。
其实他本来是不想说得那么透的,但是他发现不说透不行,有的时候上头的人碍于情面不说透,底下人就当上头的人没看透,所以必得说透。
张诚堆笑道,
“皇爷体恤下情,此乃诸臣有目共睹之事,再者说,现今是科道官弹劾边臣的多,至于守将向皇爷告状得,简直可称稀罕。”
朱翊钧道,
“哦?告状的?近来科道官又向朕告了哪个边将的状啊?”
张诚答道,
“巡按直隶御史王之栋参劾宣府总兵李如松。”
朱翊钧神色不动道,
“李如松调任宣府总兵还不到一年,言官能用甚么理由参他?”
张诚回道,
“王之栋参他‘骄横’,又说核其生平倾险贪肆。”
朱翊钧冷淡道,
“李如松先前一直在京提督京城巡捕,后来受朕指派去的宣府,朕都没看出他骄横,怎么去了宣府不到一年,倒竟被言官看出来了,难不成这王之栋的眼力比朕还厉害?他用的是哪件事参的李如松啊?”
张诚垂首道,
“王之栋在奏疏中说,先前宣府巡抚许守谦到宣府驻地检阅军事操演,李如松不守武将尊文官之惯例,直接引许守谦与自己同坐。”
“尔后参政王学书上前劝解李如松,三人争执不下,差点儿当着众人打起来。”
朱翊钧“哦”了一声,道,
“就这么点小事,也能看出李如松骄横?依朕之见,这秋防护驾在迩,大将不宜轻易,着令李如松、王学政各夺俸三月,以示微惩即可。”
张诚闻言也不敢多劝,只得应了下来,又听皇帝吩咐道,
“还有,既然日本人要打朝鲜的主意,朝鲜不可能坐以待毙,倘或东北有甚么风吹草动,你也不能轻忽,必须一并报给朕知道。”
张诚问道,
“不知皇爷说的‘风吹草动’是指……”
朱翊钧道,
“就是不管朝鲜有甚么动静,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事无巨细,你都要一一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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