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对于自己的优势是很清楚的。

他的优势既不在于是个“现代穿越者”，也不在于他是个“明史研究生”，而是在于他能掂明白自己的斤两。

这一点在历代帝王的德行中属于一种相当稀有的品格。

用现代通俗俚语的讲法，就是他朱翊钧很拎得清。

在帝国体制中，皇帝能时刻保持“拎得清”的状态是相当不容易的。

因为虽然在权力大小方面，皇帝处于优势，官僚处于劣势，但是在信息方面，官僚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

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皇帝若要夺去这柄武器，无异于要单枪匹马地徒手和官僚集团来一场白刃战。

这方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教员。

战争年代的教员是那样地运筹帷幄，决战千里，胸中自有百万雄兵，纵横捭阉，战无不胜，但是后来怎么会提出一个完全背离社会实际的“一九八零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号召呢？

倘或站在二十一世纪回头再看，这个号召已显得十分可笑。

这种可笑号召的产生根源，就在于那样一位在战争年代几乎无所不能的伟人，对当时国家的真实状况产生了错误的估计。

在此事上，伟人如教员虽然必须要负上一定程度的责任，但根本问题却是官僚集团对信息权的绝对垄断。

皇上圣明天子，执法如山，可是底下人偏说他们那里一切正常，甚至形势大好，皇帝权力再大又能怎么样呢？

官僚一级接一级地报喜不报忧，看着上峰的脸色说话，说上层领导爱听的话，个个都是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皇帝又能怎么办呢？

更何况，一条信息在经过各道官衙关卡的时候，必定要经过数次加工。

在无数信息之中，注意了什么、没注意什么，选择什么、忽略什么，说多说少、说真说假，强调哪些方面、隐瞒哪些方面，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说得清楚、说不清楚，这都是各级官吏能把控在自己的手里的切实权力。

难道辽东军民能天真地指望李成梁能向万历皇帝汇报，说他扶持努尔哈赤不全是为了制衡女真各部。

而是为了建州与辽东势家的私相授受，为了努尔哈赤将他认作比自己亲生父亲还重要的“干爹”吗？

倘或官僚们干坏事的收益很高，隐瞒坏事又很容易，如果做好事的代价很高，而编一条好消息却容易。

那么即使伟大如教员，也难免会出现持续几十年的“错误估计”。

对此，朱元璋和朱棣的解决办法是推出另一个直接隶属皇帝的权势集团去与官僚争夺信息通道的控制权，这就间接地导致了朱翊钧如今处境中的“宦官干政”。

其实说“干政”也不贴切，毕竟张诚对皇帝是如此地尊敬与惶恐。

朱翊钧刚提出让他不当奴才的假设，他自己就先跪下来磕了三个头。

“权宦”说白了就是奴才中的最高等级，再高也还是奴才。

但是宦官有一项权力就是能直接向皇帝反映情况，而反映真实情况难免就会触犯各级行政官员的利益，于是宦官便很有可能被收买所包围。

一般而言，收买的结局对宦官和官僚都是有利的，对抗于双方都是有风险的。

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监察系统中说真话的人趋于减少，太祖和成宗两代人构建起来的直属于皇帝的信息通道被再次堵塞。

因此最终摆到皇帝面前的，定然已经是严重扭曲的情况，无论是文官、勋戚还是宦官，谁禀奏的陈言皇帝都不敢全然相信。

皇帝在这种情境下就相当于一个看上去威严无比，实际却又聋又瞎、永远不了解具体情况的人。

一个又聋又瞎的人，无论曾经有多大的成就，在帝国体制中终归会遭受轻蔑。

即使是教员，在秘书那里得到的评价也依然是“能治天下而不能治左右”。

当然这个评价比天下左右皆不能治的崇祯皇帝得到的要高多了。

客观上来说，崇祯皇帝确实并不算一个亡国之君，他是一个普通皇帝。

一个普通皇帝因为官僚集团的从中作梗，和监察系统的总体失灵而感到为难，并不是一件值得羞愧的事情，但崇祯皇帝依然为此上吊自尽了，这便是他气性刚烈。

因此朱翊钧拎得很清，他一则明白自己既不伟大也不英明，他当皇帝完全是因为他穿越成了万历皇帝。

假设他穿越成了李自成或者皇太极，说不定结局就是甚么也当不上，甚么大事也没干成。

二则就是他承认皇帝确实是个又聋又瞎的人，这一点绝不因为他熟读明史，或者熟知万历朝各大历史事件的走向而转移。

承认这两点是相当无奈的，教员曾经就试图否认这两点，他用极其猛烈地手段去反击官僚集团，搞得腥风血雨，并且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相对胜利，但最终还是落得了一个“三分过”的身后名。

而朱翊钧就比较平和了，反正他本来就不对大明的任何一个势力集团寄予任何希望。

他想走的是历史上另一种群众路线，张诚他一个奴才听了也不懂，他讲了也白讲，不如少费些口舌。

“嗯？”

皇帝屈指敲了敲案上的奏疏，微微侧过头道，

“说实话。”

一殿亮堂堂的烛光铺天盖地，火苗的影子在皇帝的瞳孔中丝丝跳动。

张诚回道，

“军中的事都是一样套路，辽东自然也不例外，要打仗就得养兵，养兵就得有钱。”

“奴婢公允地说句话，李总兵要花的钱绝不止在辽东李家军那处一摊子上，这上上下下的官吏他都得打点到位，不到位就一定会出乱子。”

“皇爷不管换了谁去，刘綎、陈璘、邓子龙，都是同样的结果。”

朱翊钧盯着张诚看了一会儿，道，

“许守恩在奏疏中说，那建州奴酋上回本想依旨入京进贡，不曾想半道上忽然不知被谁给‘劫贡’了，吓得那奴酋不敢再来了，现在却反倒帮朝鲜去打图们江边上的瓦尔喀部了。”

张诚道，

“建州本就意愿称臣……”

朱翊钧接口道，

“朕还没听说过哪朝哪代是靠打杀称臣的。”

皇帝转回了头，

“建州奴酋表面上是偏帮朝鲜，实则就是因他自己推脱着不想来，故而拿示忠朝鲜而搪塞朕罢了。”

“只是不知这样的主意究竟是谁出的？还写这样的奏疏递上来，分明就是把朕当孩子哄。”

张诚看了皇帝一眼，小心翼翼地回道，

“其实许守恩先前还弹劾过李成梁杀良冒功，可见他并未与李成梁结党。”

朱翊钧淡声道，

“结党比不结党的好对付，不与李成梁结党的都偏帮李成梁，真不知李成梁给了他们多少好处。”

张诚还要再开口，就听朱翊钧继续道，

“这好处可不都是老百姓的钱呐？太仆寺每年给辽东拨了那么多年例银，连朕自己想练禁军都凑不齐马来。”

“他李成梁倒好，为了一个奴酋，为了马市的那点生意，一松手就全给朕挥霍了。”

“挥霍了还不算，到头来还反过来暗着骂朕多疑刚愎，好像朕即刻就要取他性命似的。

朱翊钧一提“老百姓”，张诚就没法子了，他方才刚刚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说了一回话，这会儿若是忽然跳反回剥削阶级，未免显得两面三刀。

“年例银确实难查账。”

张诚斟酌道，

“一个李成梁却是小事，只是九边都巴望着这笔银子，本来边镇就骑不得好马，要是再没了年例银，恐怕连守疆卫国都成问题了。”

朱翊钧何尝不知道李成梁在张居正死后大手笔地贿赂上下，就是为了这一份“连带责任”，他在此事上已经看开了，

“查不查的不是朕说了算，老百姓交的钱，这账得由老百姓说了才算。”

张诚眉毛一动，心头突然掠过一阵不详的预感，

“皇爷的意思是……”

朱翊钧扬唇一笑，道，

“海贸、军务百姓或许不懂，但每年这一匹匹、一笔笔上缴太仆寺的马匹和俵银，老百姓总是内行罢？”

“徐泰时既然说太仆寺左右为难，那朕便由得他去，待他将那太仆寺的收支明细呈上来了，张诚，你就去替朕去四夷馆，将收支明细按照大明的马户数量一一刊印，由厂卫分发于各马户手中。”

“徐泰时不是说现在的男丁都不愿养马吗？那朕便传旨下去，凡是握有太仆寺收支明细的马户，丁口来京上缴马匹，或于州县缴纳解俵银时，皆可根据手中的收支明细获得对太仆寺小吏的一次投票权。”

“徐泰时说解俵银一年征两次，马匹一年或许都未有一次，那朕就这样规定，能缴了好马来的，投一票可等同于交俵银的两票。”

“投了票的马户才可获得太仆寺下一次的投票权和最新的收支明细，太仆寺所得票数超过大明马户一半数量的小吏方可留任，否则无论是甚么关系，一律去职返乡，不得在京畿逗留。”

张诚一时听傻了，盯着皇帝异常镇静的侧颜，好半天不知该怎么把话题转回到“派出宦官抄家杀贪官”这个对司礼监和东厂极为有利的老套路上来。

朱翊钧似乎是察觉到了张诚的目光，他忽然想起大明的民主意识还停留在“抢着当太监”的层面上，不禁又补充道，

“还有，现在正充当马户的男丁，一旦接到收支明细就必须投票，即使目不识丁，太仆寺的小吏一个都不认识也得投票，不投票的一律充军戍边，到云南替朕种玉米番薯去。”

张诚终于哆嗦着开口了，

“这……即便奴婢让内阁拟了旨，科道官也一定会……”

朱翊钧又弹了弹面前的奏疏，

“九边的年例银打了水漂，朕甚是不悦，李成梁不是笃定朕不敢管他吗？那好，朕现在不管他了，朕让养马的百姓来管他。”

“太仆寺每年收进拨出那么多钱，一大半都给了九边，徐泰时不想查账，朕也不想查，但是交了钱的百姓总有知晓的权利罢？”

“李成梁既然标榜自己守边有功，那朕就让百姓评判评判，瞧瞧他在辽东的功劳究竟值不值那个价钱。”

朱翊钧的这一席话说得通体舒畅，差点儿就当着张诚的面喊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在现代人人熟知的名言了。

张诚的脸色一阵红又一阵白，几次想张口却又找不到合适的言辞来劝谏皇帝。

朱翊钧的构想已然超出他这个司礼监掌印的知识范畴了，内书堂的翰林也只知道“廷推”，他张诚怎么可能一下子弄得清甚么叫“投票”、甚么叫“选民”？

朱翊钧自穿越以来头一次用现代人的学识碾压了这群古代人精，不由心情大好。

想要皇帝不当聋瞎人，最直接却又最困难的方法就是对庶民开放参政权。

毕竟第一线实践者的信息优势是无法剥夺的，因此皇帝就可以借此与官僚集团大打信息战。

官僚和英雄从来都是很容易小看老百姓的，但一个王朝的覆灭，最终被打败的却不是老百姓。

只要能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力量，大明就没有不能完成的事业。

趁着张诚还没反应过来的愣怔之际，他拿起那封奏疏，往张诚胸口作势一拍，道，

“好了，快去传旨罢。”

张诚下意识地伸手接了奏疏，问道，

“那建州奴酋入京朝贡一事，皇爷可要下旨再宣？”

朱翊钧眼皮一掀，道，

“怎么？此事上你难道也有话说？”

张诚见朱翊钧面色不善，忙低头道，

“奴婢不敢，只是前几日皇爷让奴婢去向范礼安垂询欧罗巴的现状时，范礼安同奴婢讲了一些他在濠镜听到的倭国传闻。”

范礼安在日本有人脉那是自然的，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进程越接近尾声，被从日本本土驱赶出镜的欧洲传教士就越多。

这些传教士若是经商路路过澳门，确实会同刚刚带领日本使团返回东亚的范礼安产生交集。

因此范礼安在澳门得到的关于日本的消息应该是极为可靠的。

朱翊钧于是问道，

“甚么传闻？”

张诚回道，

“范礼安听说，朝鲜自去岁开始便陆续接待已然断交数十年之久的日本倭使。”

“当时九州强者岛津义久投降、对马岛主宗义调投降，丰臣秀吉野心勃勃，竟向朝鲜提出要朝鲜国王亲自来去倭国京都进献拜谒的要求。”

“此番要求原本是委托对马岛岛主代为转述，而对马岛一向依赖朝鲜物资，早前又自称为朝鲜王朝的家臣，于是对马岛主无奈以家臣橘康广假扮日本国使前往朝鲜。”

“橘康广去朝鲜时，手持书信中夹有‘天下归朕一握’之倨悖言辞，且橘康广一路举止倨傲，屡屡讥讽朝鲜军民，招致朝鲜的不满，最终橘康广一无所获，回国复命之时，惨遭丰臣秀吉处死。”

朱翊钧问道，

“既然橘康广一无所获，说明朝鲜并无通倭之意，何来此后‘陆续接待’之说呢？”

张诚道，

“橘康广等人去朝请求通信之时，朝鲜始知倭国篡国之事，因而朝鲜思虑再三，最终以‘水路迷昧’拒绝了倭使。”

“可朝鲜也听说，如今丰臣秀吉精兵百万，乃倭国自古未有之盛时，去岁二月时，倭寇又大举进犯损竹岛与仙山岛等地，且承其锐气，直捣边城，实非以往偶然犯境之比。”

“倭国虽兽心难测，但朝鲜国力衰微，若以边境事安而计，则不得不与倭国虚与委蛇。”

“只是奴婢心想，朝鲜素为‘礼仪之邦’，那丰臣秀吉现为人臣，本无有外交之权，朝鲜既与其无奈交往，将来未免不会被潜移默化。”

“倘或朝鲜君臣私通倭国，甚至为倭国向导，或在我大明与倭国之间摇摆不定，那辽东之边患，恐怕就不止蒙古与女真二虏了。”

朱翊钧瞥了张诚一眼，又不轻不重地“哼”了一声，道，

“张诚，你不会是想说，那建州奴酋为朝鲜在东北边境分担瓦尔喀部的骚扰进攻，是一件有利于我大明与朝鲜盟藩关系的好事罢？”

张诚低眉道，

“皇爷，朝鲜是我大明屏障之一，倘或丰臣秀吉有意借重于它，辽东定将变生大乱。”

“何况叶赫、哈达二部内乱方平，建州奴酋再如何不入皇爷青眼，终究也是隶属于我大明的番部之一。”

“现今那奴酋自告奋勇地要去为朝鲜解东北境之围，皇爷纵使不乐见得他如此，也不应去下旨去阻止他。”

“否则来日朝鲜与我大明心生嫌隙，与倭国私相授受，乃至引狼入室，那又该如何是好呢？”

“古人云，‘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说得就是仇怨在明不在暗的道理。”

这是中“三家分晋”的典故，原句出自，总之是劝谏帝王防微杜渐的意思。

朱翊钧思忖片刻，开口道，

“你先去传旨，待阁臣拟旨之后，再让他们来文华殿见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