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或晚明的皇帝要组建一支天子禁军，那希望就在御马监上。

倘或司礼监与内阁对柄机要可称为“内相”，那么御马监与兵部及督抚共执兵柄，便称为内廷“枢府”。

从制度层面而言，御马监不但在军事上掌管内廷养马勇士和四卫禁军，可与京营分庭抗礼，在经济上又控制着全国主要的牧场、皇庄、皇店。

如果说驻扎京畿地区的京营，汇集了全国范围内的骁勇精锐之师。

那么御马监节制的内廷勇士营和四卫营则可堪称是精锐中的精锐。

御马监在洪武朝设立之初，原本仅职掌“御马及诸进贡并典牧所关收骡马之事”，在办差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养马、驯马人员。

而在当时谙习马技者不是专业军户，便是内迁的游牧民族，从而逐渐形成了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养马勇士部队。

这批禁军既不听命于五军都督府，也不隶属于亲军指挥使司，直接由内廷的御马监统领。

这批禁军在宣德年间的编制为三千一百人，故官名为“羽林三千户所”。

两年后，又以此为基础，充实京军各卫养马军士及原神武前卫官军，组编成腾骧左、右卫，武骧左、右卫，统称“四卫军”。

景泰及成化时，京军三大营被改编为团营制，腾骧四卫的勇士和精壮的旗军被抽调，另外组建勇士营和四卫营，在四卫指挥使中挑选坐营官。

两营在弘治、正德时多达四万余人，后经多次整顿，定额为六千五百余人，一直由御马监统领。

既然被称为禁军，其战斗力自然难以小觑。

在正统末年的“京师保卫战”中，由御马监提督的四卫勇士、旗军在彰义门主动出击瓦剌军，杀伤甚众，建功不小。

天顺五年，曹吉祥及其养子曹钦在京师发动兵变，承担平叛重任的还是这支由御马监统领的四卫营勇士及旗军。

而且最重要的是，御马监的存在，是皇帝唯一能绕过外朝，对亲军进行控制的直接途径。

虽然御马监所藏之兵符、火牌也须经过兵部、司礼监、兵科的签发才能有效，然而御马监隶属内廷，身份特殊，往往可以顺利地通过上述的繁文褥节，迅速调兵通过各地驿站，无须额外的勘合。

在这一点上，朱翊钧有两个直接的例子可以借鉴。

譬如永乐年间，明成祖驾崩之际，御马监宦官海寿就是凭借这样的特权，持遗诏从榆木川奔赴京师，驰告当时的皇太子朱高炽即位，避免了诸多隐患因素。

再譬如明武宗在位期间，之所以每每能够快速集结一定数量的部队，屡次御驾亲征，同样也是依赖于御马监内侍的持节调兵之权。

有这样一支兵士效死命、将领效死忠的内廷禁卫军，理论上而言，足以抵抗各种可能发生的叛乱。

而且万历皇帝的御马监太监理应是明朝历代皇帝中忠诚度最高的一个。

当年山西平阳府人李伟迁居北京之后，将长女送入裕王府为宫人的同时，还将三子李文松送入了宫中为宦官。

万历皇帝登基之后，不但李伟本人获封武清伯，李太后的三个弟弟也均被授予官职，李文全、李文贵俱升为左都督，李文松升任指挥使并进御马监太监。

和郑国泰这个正处于竞争状态的“预备国舅”比起来，李文松倒是实打实的真国舅。

朱翊钧想到这里才发现，李太后对自己娘家人的厚待可比郑贵妃的规格高多了。

晚明的御马监不但负责掌管内廷禁军，许多重要的军事差遣，比如出镇外地为镇守中官、监军中官，也都由这些经验丰富的御马监宦官承担。

尤其至成化、弘治以后，除了南京等处的守备太监为司礼监专属“外差”，其余镇守、监枪中官基本源于御马监。

李太后一面拉拢张诚，一面又让自己的亲弟弟李文松执掌御马监，相当于不显山不露水地就将内廷外朝的军政两大权把控到了自己手里。

所以历史上的张诚在万历二十四年被告发和违禁和武清侯家联姻时，万历皇帝的反应才会那么激烈。

女人就是永远欠缺着那么一点儿安全感，像是爬在男人身上的藤蔓，非得有根顶梁柱给她们爬、给她们缠，她们才觉得稳妥。

所以万历皇帝才痛恨张诚，张诚提醒了他女人的可怕，女人与生俱来的危机感，就是当上了太后也永远会觉得她的天下坐不稳，必须长千万个心眼子，一刻不停地往男人身上绕羁绊。

丈夫、儿子、兄弟、臣属，甚么样的男人都可以是她们的羁绊。

女人的心上仿佛永远有个大洞，没有爱，便竭尽全力用其他东西去填补，权势也好，天下也罢，旁人看去，却只会嘲讽她们虚荣拜金、贪得无厌。

张诚见皇帝不语，不禁先自问道，

“皇爷可要奴婢去将李指挥使唤来。”

朱翊钧立时道，

“不急。”

朱翊钧看向张诚道，

“外戚不典军政，此乃太祖皇帝立下的祖制。”

“朕记得万历十一年时，张学颜致仕之前，就上疏劝朕停罢内操。”

“祖宗防微弭乱之意甚深且远，倘或朕一时又遣人操练了起来，外臣们未免又有议论。”

张诚一下子就听出了皇帝潜在的忧虑，立时回道，

“外臣若有议论，皇爷不妨说是效仿宪宗故事，御马监与外戚勋臣同理提督天子亲军，我朝本有先例。”

“何况李指挥使集内宦外戚为一体，于情于理，都理应为皇爷分忧。”

张诚说的是明宪宗继位时，选拔三大营中的精锐十二万，成立十二营，由御马监太监刘永诚联同会昌侯孙继宗总管提督。

明宪宗的十二营，其实就是承袭自景泰帝时期的十团营。

十团营的建立主要仰仗于北京保卫战中的于谦和石亨，但是后来在夺门之变和英宗复辟之时，十团营在其中就扮演了一个相当不光彩的角色。

张诚的意思朱翊钧也明白，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当年十团营能迅速建立并且成功打赢北京保卫战，就是因为景泰帝对于谦十分倚重、青睐有加。

据说当年于谦身体不佳，痰疾时常发作，有一次痰疾发作较为严重时，景泰皇帝竟然亲自为之伐竹取沥以治疗痰疾。

正是由于景泰皇帝的这种无条件信任，于谦在抽调培养三大营精锐组成十团营兵力时才没有遇上任何阻碍。

当时石亨的职位是十营总兵，手中的军事权力处处受到于谦牵制，对于谦可以说是积怨已久。

石亨其人虽然在个人品行上有所欠缺，而且确实参与英宗复辟，但是抛开政治立场、单纯作为一名武将来看，石亨还是很有才能的。

夺门之变发生时，于谦还是兵部尚书，而石亨作为团营提督却能在夺门当夜和张軏以营军夺门，这一点是值得此时的朱翊钧警惕的。

其实以朱翊钧这个明史研究生的眼光来看，夺门之变完全可以排除于谦出兵的嫌疑。

当时于谦已和群臣商量妥当，要上书奏请皇帝复立沂王。

于谦是景泰皇帝赖以倚重的国之栋梁，与景泰皇帝的关系甚是融洽。

况且夺门之变的受害者也包括于谦，他怎么可能会害自己？

所以夺门之变这种险招必然不会是于谦指使的。

后来英宗复辟成功后，和孙太后不顾祖制，任用外戚孙继宗总管军营，也是对于石亨、张軏仅凭十团营就能成功政变的不信任。

这种不信任一直延续到了张诚口中的“宪宗皇帝故事”，宪宗继位之后，继续任用会昌侯孙继宗来掌管军权。

这毫无疑问是得益于太皇太后的支持，孙继宗乃是孝恭章皇后之兄，如果论资排辈，到宪宗朝时期，孙继宗的地位只会更加尊贵。

孙太后当初极力反对朱祁钰当皇帝，只承认其“监国”身份，在景泰皇帝更换见济为太子、废见深为沂王时十分不悦，又在夺门之变时答应给予石亨、曹吉祥等人手谕借以帮助太上皇英宗复位。

这也成就了在“外戚不典军政”的背景之下，却能任由会昌侯孙继宗在天顺、成化两朝相继掌兵。

有了孙继宗的先例，朱翊钧在万历朝重用集宦官和外戚为一体的李文松，看起来也就没那么奇怪了。

“你说得也有道理。”

朱翊钧点了下头，还是没直接下令，只是道，

“既如此，你就让御马监把现在勇士营及四卫营中的兵士名单交上来，其中特别要注明是否会操练火器，朕要先看上一看。”

有崇祯皇帝的“后车之鉴”，朱翊钧不免对禁军的士兵素质有些怀疑。

尤其明朝操练士兵和现代完全不同，特别讲究“阵法”，一般常用的是“古八阵法”、“三叠阵”及“四门方营阵”。

虽然用阵法操练禁军是于谦当年提出的，但现代人朱翊钧总是更倾向于新社会的练兵方法。

更何况，如此讲究阵法的明军，最后还是被不讲阵法的清军给打败了。

所以朱翊钧还是决定把练兵的重点放在火器上。

反正根据他了解的明清战争，几乎没一场是依靠“阵法”打赢的。

张诚应了一声，笑道，

“皇爷近来似乎格外关注火器。”

朱翊钧“嗯”了一下，道，

“火器总比阵法的杀伤力大些。”

张诚笑道，

“阵法是练军之方，不是杀敌之法，皇爷怎能以火器较之？”

朱翊钧这下倒听不懂了，

“哦？那这阵法之于练兵，究竟有何种好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