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镠一愣，随即笑道，

“这臣可不敢讲。”

朱翊钧奇道，

“怎么不能讲啊？”

朱翊镠不答，只是嘿嘿讪笑，一面又从百事大吉盒儿里拈了枚去了核的熟枣来吃。

朱翊钧又看向李太后。

李太后只得道破道，

“商人来做生意交税也就罢了，传教士不事生产，他们能顺利居留濠镜，一定往广东官场行了不少贿。”

“你四弟去南方不过是走马观花，又不是单为了捉贪官去的，再说陈瑞走后，那继任的吴善、刘继文都是难得的好官，我听说那刘继文还与海瑞并称，为天下明官第二。”

“有这样好的人才当两广总督，皇上不如就少操些心罢。”

朱翊钧明白了，传教士来华，肯定受了许多挫折，这些挫折要细细追究起来，广东地方官员肯定难逃罪责。

朱翊镠原是去探听海贸的具体情况的，同广东地方官员并无瓜葛。

可皇帝要因此对传教士产生了兴趣，甚至召他们进京面圣，那广东地方官员说不定就会因收受洋人的贿赂而被问罪。

朱翊镠虽然不知天高地厚，但一涉及到官场，他的态度亦跟李太后类似，总而言之就是能不插手就一定不去插手。

至于葡萄牙人行贿广东地方官员，朱翊钧觉得应该确有其事，但实际应该远没有到出卖领土那么严重的地步。

包括万历十年的两广总督陈瑞。

其实葡萄牙人记载中对广东地方官员形象的一贯丑化是基于传教的政治需要，是为了让葡萄牙人长据澳门的行为变得合理化，而不一定是事实。

明廷对澳门政策早在陈瑞之前就已定型，从万历元年开始，葡萄牙人上缴的澳门地租银就已正式记入香山县赋税收入，陈瑞不过延续此政策而已。

至于朱翊镠在广东探听到的传言，很有可能是“倒张”运动之后产生的副产品。

倘或陈瑞当时与葡萄牙人签订的澳门自治协定当真是在出卖领土的话，那张居正死后，御史是不会仅仅以行贿张居正的罪名来弹劾陈瑞的。

朱翊钧只好道，

“朕知道，洋人在广东行贿，多缘于丈抽之例，四弟方才说那传教士和濠镜的洋商是一伙儿的，想来便是指此事了。”

朱翊镠见皇帝没有要用传教士折腾广东官场的意思，心下也稍稍松快了一些，

“洋人商船的丈抽都是海道副使和广东市舶提举司在管，在其位，谋其政，臣以为，他们也算是尽心了。”

晚明时期广东地方政府对葡萄牙海商的征税一般使用“丈抽”的方法。

具体而言，就是将西洋船定为九等、东洋船定为四等，按照船只大小征收关税。

由于番舶到达广州后经常弄虚作假、偷税漏税，广东地方政府便规定，但凡番舶到港，广东市舶司和香山县有关的官员必须即行丈量，如数征税，并将其数额封籍后上报海道和督抚。

丈抽这种制度虽然避免了以“粗货”、“细货”标准征税而所出现的腐败现象，但海外贸易税收管理职位本来就是一个“肥缺”。

这样一个容易中饱私囊的职位在晚明吏治极其腐败的大环境下，更是不堪一击。

中外商人与饷税官员之间的权钱交易比比皆是。

由于船只大小完全由丈量的官吏决定，许多葡萄牙海商在入港的时候都会向负责丈量船只的官员行贿。

而且这种行贿的面向范围非常之广。

尤其到了万历时期，广东市舶司完成了职权重构，权力逐步增强，地位日渐上升，甚至可比肩盐课提举司。

海外贸易的管理执法权从海道副使、各地府县手中被强行分离出来，重新划入广东市舶司的职权范围。

海道副使和香山县等地方官员在海外贸易管理执法权中，仅仅只剩“丈估”的职权，“主裁”之责完全被掌握在广东市舶司手里。

朱翊钧笑道，

“朕没说他们不尽心，只是朕有些好奇，既然洋商和传教士是一伙儿的，那洋商也全信教吗？”

朱翊镠“哟”了一声，道，

“这臣倒不清楚了，不过洋人里头信教的人的确多。”

朱翊钧明知故问道，

“他们都信甚么教啊？”

朱翊镠想了想，道，

“都信景教……就是蒙元的也里可温教。”

李太后忙道，

“那就更不能让洋人到内陆来了，也里可温教的教徒一多，必会与释道二教分庭抗礼。”

李太后笃信佛教，自然会对基督天主产生敌意。

朱翊钧不以为意道，

“洋教也没甚么稀奇，当年蒙古的克烈部、乃蛮部、汪古和畏吾儿部都信景教，忽必烈时，那拂林国来的景教教徒爱薛还被伊利汗国的阿鲁浑汗封侯拜相呢。”

李太后淡淡道，

“用信洋教的洋人当官当然没甚么关系，不过是忠孝仁义之外再多信一样东西，和咱们大明的官员时常去佛寺里敬几柱香是一样的。”

“可要是这洋人不当官，光传教，传得百姓变了想法，变得忠孝仁义全都不信，或者将忠孝仁义变了腔调，成了另外一样东西，那就会出大事。”

“何况，这也里可温教本来就凶狠残暴，哪里能同释道二教相提并论呢？”

朱翊钧相当佩服李太后那敏锐的洞察力，晚清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不就是洪秀全“将忠孝仁义变了腔调”吗？

“老娘娘未免有失偏颇了罢。”

佩服归佩服，朱翊钧却不能像李太后一样，任性地把传教士一竿子打死，晚明不是晚清，晚明传教士的作用可不止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一项，

“也里可温教或也有可取之处。”

李太后道，

“昔年蒙古人征南宋的时候，那南征大将伯颜不就信也里可温教吗？”

“倘或也里可温教能与佛教一般普渡众生，那蒙古大将伯颜又怎么会屠尽常州呢？”

朱翊镠补充道，

“是啊，当年伯颜把常州屠的就只剩七个人了，且他征南宋的时候，还说要像曹彬征江南一样敛杀呢。”

李太后总结道，

“洋教就是嘴上说得好听话，手里做得杀人事，皇上即便对传教士感兴趣，挑几个看得顺眼的，封个不大不小的闲官也就罢了。”

蒙元留下的历史阴影过于沉重，朱翊钧一时竟也寻不出合理的说辞来反驳。

李太后和朱翊镠的观点可以普遍代表一般明朝人对基督教的看法。

蒙古对基督教徒的确十分宽容，但由于元廷当时的政策问题，基督教未能正式走向中国化。

蒙元的基督教徒虽然能受到元廷的重用，但他们在大都学习语言、翻译经书的时候，用的都是鞑靼文、拉丁文、波斯文，用到汉文的地方极其之少，导致基督教经文未能在元代进行成功地汉化。

且蒙元时代的基督教完全依附于蒙古人与色目人，是一种只流行于蒙古上层社会的信仰，其本身的文化

与中国传统完全不同，与汉人和南人有着天然的文化隔阂。

再加上元朝后期，元武宗听信道士赵归之言，下令废金山十字封；元仁宗又起用李孟，采取政教分离政策，使得基督教在地方势力一泻千里。

这种政治上的依附性，大大制约了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

而当朱元璋推翻元政权之后，明廷害怕蒙古人从草原重取江山，因而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禁止一切外来的宗教和外人的进入。

蒙古人不得不向北方逃去，而基督教教徒则以蒙古人和色目人为最多，他们本来在元政权下多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

而明朝建立之后，基督教教徒的特权被取消了，明初的海禁政策又使营商环境失利了，庞大的教会开支顿时变得无以为继。

加上其它本地宗教在明政权中得到提携和眷顾，基督教作为一种汉化不成功的舶来品，自然受到明廷的无情的压迫和攻击。

而随元顺帝北去的基督教教徒，又受到草上喇嘛教和回教的影响，也渐渐失去了原本的信仰。

因此到了万历时期，西方传教士再次东来之时，明廷许多人仍然秉持着明初环境下的思想观点，把基督教视为与中国文化相悖的、需要时刻防备的“邪教”。

朱翊钧笑了笑，道，

“就算是只封个闲官，那也要朕瞧过之后再封啊。”

朱翊镠却道，

“臣以为，洋人没甚么了不起的，皇上即使要给洋人封官，也得让他们和我大明百姓一样通过科举，从童子试开始层层考校才能成为天子门生。”

“要是皇上一看到洋人就破格录取，对我大明子民也太不公道了，难道洋人信个教、皮肤白些，便天生就比我中国人高一等了？”

“洋人要当官，在濠镜当个他们洋人自己选出来的官也就罢了。”

“要是一边当了洋官，一边还能来京城当朝官，这将我大明万千苦读的寒门子弟置于何地呢？”

“即使是蒙元之时，也没有一个外国人来中国，随便就能当两层官的道理啊。”

朱翊钧闻言一愣，心中忽然涌上了一阵难以言道的感慨。

自己真是受近代史影响太深了，以致于一听到洋人，就先入为主地觉得人家肯定比中国人厉害得多。

朱翊镠虽然有着独属于特权阶级的自高自大，但他却能用一种比自己更加客观的视角去审视西方人。

晚明的中国人当然应该和西方人是平等的。

既然是平等的，怎么能让西方人直接跳过竞争激烈的科举，而直接授以官职呢？

“四弟说得不错。”

朱翊钧反省完毕，认真朝朱翊镠回道，

“科举是我大明最为公正的考试，朕不能把原本属于我大明子民的做官名额随意就拨给洋人。”

朱翊镠笑道，

“皇上说得是，据臣所见，那些传教士虽然取了中文名，但实则是为了去周边小国方便传教，而非真心仰慕我中华文化。”

“洋人贪势幕强，只要我大明一直受诸国朝拜，皇上又何惧洋人不愿为我大明效力呢？”

“臣听闻如今欧罗巴小国林立，彼此之间纷争不断，莫说我大明国富兵强，就是毗邻的倭国小邦，也能让洋人俯首帖耳，不敢违逆。”

朱翊钧心道，这话怎么和我在现代看到的晚明历史有些不同啊。

“哦？是吗？”

朱翊钧故作好奇道，

“那倭国是怎么让洋人俯首帖耳的？”

朱翊镠笑道，

“臣于广东听闻，就在不久之前，那倭国九州的一个小小大名，还支使了耶稣会的洋人，让传教士带领了一支倭国使团，千里迢迢地去欧罗巴觐见国王。”

“皇上且想，一个倭国的大名就能把传教士使唤得团团转，何况皇上……”

朱翊钧心下一顿，蓦地接口道，

“倭国九州的大名？”

朱翊镠点头道，

“是啊，据说是倭国九州的大友宗麟。”

朱翊钧豁然开朗，这支在万历时期就游遍欧洲各国、成功觐见罗马教皇的日本使团，就是日本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天正遣欧少年使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