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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斗满天。他顺着冰冻了的、只少数地方露出泥泞的村路回到旅店，敲响黑黢黢的窗户。宽肩膀仆役光脚出来开了门，把他让进门过道。从过道右首一间没有烟囱的木屋里传来马车夫响亮的鼾声。前面，后院里，马匹在咂巴咂巴地咀嚼燕麦。过道左首才是干净的上房。说它干净，却弥漫着苦艾和汗酸味儿。上房中间还竖一道隔板，这时隔板后面不知什么人在均匀地打鼾：呼——哧，呼——哧，声音强劲有力。聂赫留朵夫就着圣像前面一盏用红玻璃罩罩了的长明灯，脱去衣服，在漆布长沙发上铺开毛毯，摆好自备的皮枕，躺下重温他一天来的所见所闻。在他一天所见的种种事情当中，要算那个孩子枕在犯人腿上睡觉，而粪水就在他身侧流淌的情景最最可怕了。

今天他同西蒙松和卡秋莎的谈话尽管出人意料、意义重大，他倒没有去琢磨，因为他和这事的关系太复杂，还太不明确，不如干脆暂不想它，但一想到枕在犯人腿上睡觉的孩子，他那天真无邪的脸，那些不幸者在恶浊的空气中喘息、在粪水中睡觉的惨状，就再也没法将它撇开。

单知道在远远的什么地方一些人在蹂躏另一些人，使其受到各种腐蚀、凌辱和苦难，这是一回事；而三个月里天天亲眼目睹这种蹂躏，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聂赫留朵夫便有这样的体会。三个月来他不断问自己：“是我疯了，所以才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事呢，还是他们疯了，所以才做出我看到的那些事的呢？”他们（他们人数很多）干起叫他吃惊和害怕的那些事来居然那样镇定自若，深信这样做是应该的，干的事是重要而有价值的，这就很难认为他们是疯子。但他也不可能承认自己精神失常，是疯子，因为他的头脑明明是清醒的。正因为如此，他常常处于疑惑不解的状态之中。

根据一连三个月所见的种种，聂赫留朵夫做了如下归纳：他们通过法院和行政机构，把一些最富敏感、最有才华、最激进、最觉悟、最刚强而又不善欺诈和谨小慎微的人抓来——其实这些人比之那些逍遥法外之辈来倒是没有罪过，也不构成社会危害的——然后把这些人投进监狱或者流放、服苦役，使之长年累月与外界隔绝，不操心衣食，脱离自然、家庭和劳动，也就是说剥夺他们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条件，此其一。第二，这些人处于上述环境中，蒙受诸如戴铐、剃半边头、着丢脸面的囚衣等种种不必要的屈辱，从而失去了好好过日子的积极性，失去了做人的尊严感和廉耻心，而不管别人看法如何。第三，这些人或因监禁地时疫流行，或因积劳成疾，或因狱吏横行，常是性命危在旦夕，至于受中暑、水淹、起火等意外之灾，那就更不在话下。此时此刻，连最善良、最有道德的人也会出于自卫心理而干出残忍可怕的事，并原谅干这类事的其他人

。第四，这些人被迫与凶手、恶棍（在这种地方特别多）等一伙道德特别败坏的人一同生活，天天打交道，而后者对这些还没有通过一定途径完全堕落的人所起的作用，有如酵母之于面团。最后，这些深受其害的人通过许许多多实例，诸如虐待老弱妇女，用树条或皮鞭抽打犯人，对抓回或活或死的逃犯者予以奖励，拆散正式夫妻却使有夫之妇与有妇之夫私通，枪决，绞刑——总之，通过无可辩驳的实例得出了一条结论：各种暴力、兽行和残忍行径，如果有利于政府，它不但不遭禁止，还得到政府的允许，而这一切是施之于丧失自由的、贫穷的和不幸的人，就更是允许的了。

这一切都仿佛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机构炮制出来的，制造出在其他条件下无法制造的这些严重的罪恶和无耻的堕落，然后将其发布到人民大众中间。“似乎这个机构的任务，就是要用最完善最妥当的方法来腐蚀尽量多的人。”聂赫留朵夫观察了监狱和旅站上的情景暗自想道。每年都有千万人受到严重腐蚀，而当他们腐化堕落得透顶的时候，就把他们放出监狱，以便他们把从狱中学来的荒淫无耻行径传播到大众中去。

在秋明、叶卡捷琳堡、托木斯克的监狱里，在各个旅站上，聂赫留朵夫看到，仿佛是由社会机构提出的这一任务正在顺利地执行。那些平平常常的普通人，本来是有俄罗斯的社会道德、农民道德、基督教道德观念的，现在都放弃了这些观念，接受了狱中的新观念，即对人的一切凌辱和暴行乃至杀害，只要有利可图，都是可以容许的。在狱中待过的人以其切身体验领会到，所有那些要对人尊敬和同情的道德信条，虽由教堂神父和道德大师予以大肆宣扬，在现实中是完全无用的，因此大可不必遵循。聂赫留朵夫在他所认识的犯人身上都看到了这一点，菲道罗夫是这样，玛卡尔也是这样，连塔拉斯也不例外。塔拉斯和犯人一起搭伴走路两个月之后，他那些不伦不类的新见解简直使得聂赫留朵夫大为吃惊。聂赫留朵夫还在途中听到，一些亡命之徒怂恿伙伴一起逃往老林子，后来，到了老林子，却把伙伴杀死，吃他们的肉。他就亲眼见到过一个人，被控犯了这种罪，而且自己也供认不讳了的。而最最可怕的是，这种人吃人的事并非绝无仅有，而是经常发生。

只有在这种机构培植的恶习的特别熏陶下，一个俄罗斯人才会变成这样的亡命之徒，才会更胜于尼采的最新学说，认为一切都可以放心大胆去做而不受禁止，并把这种主张先是传播给犯人，随之传播给全体民众。

对于目前正在发生的种种事情的唯一解释，按书本里的说法，是为了制止犯罪，为了惩一儆百，为了改造犯人，为了依法惩处。但实际上，无论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或第四种作用，连个影儿也见不到。不但没有起到制止犯罪

的作用而是扩大了犯罪，不但未收惩一儆百之效反而怂恿了犯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例如那些亡命之徒，甚至是自愿入狱的。这根本不是什么改造罪犯，而是在系统地推广恶行。至于说到惩处的必要，非但没有因为政府的惩处而减少，反而在人民中间，在原来没有此种必要的地方增加了这种必要。

“那么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聂赫留朵夫问自己，却又找不到答案。

更使他感到震惊的是，这一切都不是出之于偶然，也不是出之于误解，而且不只是一次两次，而是长年累月地在进行的，几百年来代代如此，区别仅在于从前是用割耳剜鼻的办法，后来是用打上烙印示众的办法，而如今是给犯人带上镣铐，不用大车改用火车轮船装运的办法放逐犯人。

政府官员对他说，那些使他愤慨的事都是起因于监狱和流放地设施不善，只消新式监狱建立起来，一切均可迎刃而解。然而这样的论调并不能使聂赫留朵夫感到满意，因为他知道，使他愤慨的事并非监禁地的设备完善与否。他读过塔尔德的著作，作者所推荐的改良监狱装有电铃，处死人改用电刑，但此种改良过的暴行更加使他气愤。

使聂赫留朵夫愤慨的主要是，坐在法院和部里的那批人领着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高额薪金，却是为了参照由同一类官僚出于同一动机写成的谱子，把人们违背他们制定的谱儿的各种行为归到相应条款下面，然后根据条款，把这些人发配到天南地北，不让这些人待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这些人到了那里，在残忍而又粗暴的典狱长、看守、押解人员的淫威下成批成批地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死亡。

聂赫留朵夫进一步了解监狱里和旅站上的情况之后，认清了犯人中滋生的如酗酒、赌博等恶习，产生的种种残暴行为和犯罪之事，乃至人吃人的可怕行径，都不是偶然现象，也不像麻木不仁的学究为迎合政府而做的解释那样出之于什么退化、犯罪型、畸形发展，而是人可以惩罚人一说的谬种误传，从而导致的可怕后果。聂赫留朵夫明白了，人吃人的行径不是在大森林里开始的，而是在政府各部门、各委员会、各司局里开始的，只不过是在大森林中最后完成罢了。举例来说，他的姐夫和那些司法人员及行政官僚，从大臣到警官，就丝毫也不关心他们嘴上念念有词的正义和人民利益，他们需要的无非是由于他们做了那么多缺德事而应付给他们的卢布而已，这是明摆着的。

“这样说来，所有这一切皆出于不明真谛的原故吗？可否生出一种办法，让这些官吏照样心安理得，只要不再干他们现在干的那种事，仍发他们薪俸，甚至另加一份奖金呢？”聂赫留朵夫想到这里，已是二遍鸡叫。尽管身子稍一动弹，密密麻麻的跳蚤便在他身边乱蹦乱跳，他还是昏沉沉地睡着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