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爱雨和东亮商议，说：“我看咱村里的路好些年没修了，大坑小坑的；变压器太少，电压不够；也没有自来水，基础设施差，我想先把村里的路修一修。

东亮说：“这是好事。过去，那些有钱人不是铺路架桥、就是修庙，这都是积阴德的事，肯定人人欢迎。”

得到东亮的赞同，刘爱雨有了信心，说：“我年底回一趟家，把手续办好，开春就修，越快越好。”

东亮随即宣布了一条重大决定，刘爱雨要给村里修路。

嗬，修路？人们自然想起了刘麦秆的父亲刘秉德，他当年可是做了不少好事，铺路、架桥、修庙、抚恤孤寡，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孙女现在发达了，又要给村里修路了，还是人家祖坟上的风水好，出人才啊。

在夸奖刘爱雨的同时，人们又有一个疑问，何以状元公陈望春一直杳无音信？他都十年不回家了，现在是做官还是做生意？

陈背篓出面解释说，陈望春在国家一个秘密机构里，这个机构警卫森严，外面有荷枪实弹的武警站岗，里面有穿黑衣制服的便衣，一共要过十八道门，每一道门都要指纹验证。

这个机构为国家研制一种秘密武器，一旦成功了，在五分钟内就能让美国和日本磕头下跪、举手投降。

从事秘密工作的陈望春，不能写信、不能打电话、更不能见外人。

陈背篓说的话，虽言过其实，但大家觉得陈望春肯定是在做大事。

刘爱雨家的小洋楼成了油坊门标志性的建筑物，相当于伦敦的白金汉宫、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上海的东方明珠塔。

几天后，徐朝阳校长来油坊门，他专程声援陈背篓，给他鼓劲打气的。

徐朝阳校长拜访了魁星楼和荣誉碑，充分肯定了陈望春的价值和作用。

徐校长对陈背篓说，我正在写一部油坊门学校的历史，要把陈望春大书特书一番，让几十年几百年之后的人，都知道我们油坊门发射过一颗卫星。

陈背篓感动得鼻涕横流。

当东亮等人要徐朝阳校长对刘爱雨和陈望春做个高低评判时，徐朝阳校长说，小草和大树，母鸡和老鹰，大伙一听，这差别可够大的，但徐朝阳校长并没有明确地说谁是小树、谁是大树；谁是母鸡谁是老鹰。

东亮说：“你们真笨！徐校长看了魁星楼，而没有瞅刘爱雨的小洋楼一眼，他心里的意思，你们还不明白吗？”

村里人就糊涂了，说：“徐校长年龄大了，睁着眼睛说瞎话呢；刘爱雨的富贵摸得见看得着，陈望春呢，就是个虚名儿，哎，一只没线的风筝，放上天就不见影了。”

刘爱雨这次回家，是李县长陪同。

刘爱雨在北京和李县长通了电话，说了打算给油坊门村修路的事，李县长非常高兴，说县里财政极其困难，每年只能勉强给财政人员发半年的工资，另外半年要挪用或借贷，基础设施欠账大。

由于交通落后，又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和兄弟县市相比，面貌没有发生变化。

李县长说：“我大力支持你，希望在你的带动下，关心家乡建设的有志人才都能出一把力。”

刘爱雨先回到县里，和李县长见面，李县长给刘爱雨接风洗尘，请她吃了手抓羊肉，然后，一同去油坊门。

当刘爱雨和李县长并肩出现在油坊门村时，村里的人惊呆了，以为在看电视剧。

在乡里领导的陪同下，李县长查看了油坊门的村容村貌，的确落后太多，这几年，县里的钱都花在了县道边的乡镇，因为那是县里的门面，上面领导经常检查，油坊门由于偏远，被冷落了多年。

刘爱雨乘机向李县长反映了油坊门的电力设施和用水问题，李县长当场拍板，将油坊门列入了农网改造的名单，责成水利部门，抓紧实施油坊门的自来水工程，力争明年面貌大变样。

这一幕让人们自然地回想起十年前，县委书记来油坊门，给陈望春送录取通知书的情景，人们感慨唏嘘，油坊门出了两个牛逼的人物。

李县长行程匆匆，告别了刘爱雨和村里人，去了下一个检查点。

这天晚上，村里人聚在老磨坊前面，村里电路老化、电压不够、用水困难的问题，从村里反映到乡上再反映到县上，嚷了有好七八年，都没有动静。

现在，刘爱雨一句话，李县长就点头答应了，可见这个丫头的能量非同一般。

因为是刘爱雨出彩的机会，陈背篓很知趣地没有露面。

刘麦秆却把刘爱雨骂了个狗头喷血：一个丫头片子，逞啥能？咱有钱不会自己花，去填那无底洞？刘麦秆的父亲刘秉德，当年一心积德行善，灾荒年间赊粥，平常铺路修桥，最后落了个人人戳脊梁骨的结局。

刘爱雨看不惯父亲的小家子气，也懒得理他，说钱是我赚的，我想怎么花我说了算。

刘麦秆哑口了。

三天后，供电所就来规划线路，按油坊门村民的居住情况，一共设计了一条主线，四条支线。

线路确定后，为安全通电，供电所的人要求，线路经过的地方，树头要削掉。

村里家家户户的门前屋后，都栽着树，杏树、桃树、梨树、核桃树、榆树、柳树、杨树、槐树，啥树都有，没有规划，想怎么栽就怎么栽，随意性很大，布局极其混乱，好多树都枯死了，但舍不得砍掉，就那么戳着。

人人都想通电，但只要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便寸步不让，有的不让削树头，有的不让在自己地界上栽电杆、安置变压器。

这样吵吵嚷嚷的，施工队没办法干活，供电所所长说：“你们自己协调吧，如果能协商一致，把影响供电线路的树头砍掉、能栽电线杆、安放变压器，立马给你们施工通电；如果协商不通，这个项目就给别的村了。

晚上，每家每户来了一个主事的，聚在刘麦秆家新盖的小洋楼里议事。

东亮对部分人的自私自利很愤怒，说通电是好事，谁阻拦谁缺德，大家要柠成一股绳。

东亮搞基建，由于电压低，他的搅拌机、电夯等设备无法运转；村里的磨面机、粉碎机启动不起来，只能到五六里外别的村子去；村里有的人想办个加工厂，也没办法搞。

东亮说：“不就是个树头吗？又不是砍你们的脑袋！”

没人吭声，谁先出声，谁就是挨枪的靶子，就都垂着脑袋抽烟，屋子里烟雾笼罩。

东亮气恼地问：“这个线路到底改不改？”

有人说改也行，不改也行，这么些年都过来了，凑合吧。

有人问东亮：“你急得上火，是不是从中捞了点好处？”

东亮气得甩手而去。

众人的表现，刘爱雨都看清楚了，她心里愤怒悲哀，但又无可奈何，这个项目是她争取来的，现在半路夭折了，不但丢了自己的脸，也扫了李县长的兴。

刘爱雨说：“这样吧，需要砍的树头给点赔偿，钱我出。”

刘麦秆一下子跳了起来：“凭啥你掏钱？你常年住在北京，用不上村里的电，他们自己都不着急，你急啥？弄不成就拉倒，你当啥冤大头？”

刘爱雨白了他一眼，转头对大伙说：“就这样，钱我赔，树你们砍。”

众人马上活跃起来，一个个眉开眼笑，有人问：“一棵树赔多少钱？”

刘爱雨问：“你想要多少？”

几个人咬了一阵耳朵说：“大树每棵200、中树100、小树50。”

刘麦秆火了：“狮子大开口，你们是土匪，是趁火打劫！”

有人说：“砍了树头，就等于砍了树，人没头能活吗？”

在确定赔偿标准上，又吵成了一锅粥。

树和树不一样，松树柏树比杨树柳树值钱；核桃树、杏树、苹果树、梨树有经济效益，赔偿要高；有的树早就死了，能烧柴火了，就该一分钱不赔。

于是重新核定赔偿标准，但新标准又引发新一轮争议。

重新回来的东亮，苦笑着对刘爱雨说：“看看，就这素质，给他们自己办事，却不知好歹，漫天要价，真是贱骨头，活该让他们点着煤油灯，吃着红薯干，过苦日子。”

刘爱雨叹口气，没想到，自己一片好心，却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商议了大半夜，终于达成了方案，众人散去，有人喜欢有人抱怨。

第二天，开始砍树头了，量尺寸时，有的说尺子拉歪了，差一苍蝇卵就是大树，少了一百元。

争吵不休，撒泼打滚，闹得不可开交，劝的劝骂的骂，没有一家省事的。

整整一天，才砍了十几棵树头，而整个线路上，需要砍掉200多个树头。

刘麦秆阴沉着脸抽烟叹气，刘爱雨真正后悔了，可惜买不到后悔药，只能咬牙坚持。

磕磕碰碰的，线路改造终于完成了，全村安置了四台变压器，电压足了，电灯亮了，啥机器都能转动了，大家伙都兴高采烈的。

刘麦秆家没有一丝喜庆的气象，刘麦秆因为刘爱雨乱出头，不但花了冤枉钱，还挨了骂，太亏了。

刘爱雨却想的是，做件事怎么就这么难？以后还做不做？怎么做？

接下来的自来水管道的铺设，村道的改造，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自来水公司召集村民开会，说主线支线的管道和配件是免费的，进户以后的水表和相应配件需要用户自己承担。

有人算了一笔帐，说花下来得四五百块钱，还不如吃井水河水，便不愿意压自来水了。

有人则拒绝自来水管道从自己家的地界上通过，说会坏了风水，要赔钱。

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像一群狗乱咬。

东亮看得清，说：“他们闹的目的，还是为了钱，他们像狗一样，尝到甜头了，你不给根骨头，他们就乱咬，这事也就弄不成。”

刘爱雨便掏自己的腰包，让大家心满意足。

通水的那天，村里响了鞭炮，有了自来水，好多人家就能安装太阳能热水器，像城里人一样，天天洗澡了。

东亮说：“吃水不忘挖井人，你们用上了方便干净的自来水，应该感谢谁啊？”

人们说：“感谢政府。”

通电和通水，刘爱雨一共赔偿了十多万，却没落个夸奖，刘麦秆心里有气，说：“前几年哭爹喊娘的，咋不见政府？还不是享我闺女的福。”

陈背篓顶了一句：“她有钱了，给大伙半点事就亏了？就有功劳了？还不知道她那钱是不是干净的。”

此时，刘爱雨正在回北京的路上，她搭了去咸阳的班车，然后从咸阳机场飞往北京，本来她没有急着要走，但是通电和通水这两件事，让她心身疲惫，苦不堪言。

第二年春天，村里的路如期动工，村里人又故伎重演，线路如果沾上了自己的地界，就耍赖、要求赔钱，不赔钱就不让动工。

有的躺在挖掘机前面，有的抱着卡车的轮子，吵着吵着打了起来，有两个重伤。

派出所来了，乡政府来了，这次，政府来硬的了，该拘留的拘留，该罚款的罚款。

乡政府派驻了工作组，施工队划了白线，白线之内的建筑、树木、障碍物，无条件拆除，无理取闹的，立即拘留。

看政府动真的了，村里人这才老实了，没有人再阻挠，工程进展顺利。

很多人因此没有拿到赔偿，而怨恨刘爱雨，都说她逞能显摆，修什么路？刘爱雨新修的洋楼上的玻璃，被人晚上砸了。

刘爱雨将老家的事说给孙教授和赵波听，孙教授沉默了好久说：“大多数人自私、短见、狭隘、愚昧，鲁迅批判的国民的劣根性，任重道远啊！”

赵波说起了他做过的一件事。

他给家乡的小学校捐了十台电脑，但这些电脑根本就没打开，而是转手卖了出去，用卖得的钱，支付了学校的招待费。

他捐了1000本书，学校都懒得拆包装，管理图书的老师抱怨要登记要借阅，太麻烦了，不如捐成现金实惠。

赵波说：“我们看起来是富了，但是人的素养没有根本性的提高，这是个畸形的现象。”

刘爱雨伤感地说：“我们逃出了老家，但又忘不了老家，我们爱它，又恨它，该拿它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