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开始的这场罕见的天灾，对抗日根据地造成极大困难。我后方两大根据地本就条件艰苦、物资匮乏，却又有临近多省20多万受灾民众纷纷涌入，仅两区外来灾民就达25万人，大约相当于两区所有灾民的1/6，致使抗灾渡荒的负担更重。为迅速控制灾情，尽最大努力救民众于水火之中，抗日根据地在坚持抗日斗争不松懈的前提下，集中所有力量，展开了大规模的抗灾运动。

首先是充分发动群众，大打灭蝗人民战争

造成三年大饥荒的源头和元凶，是遮天盖地的蝗虫灾害，因此，两区根据地的抗灾斗争，首先从灭蝗开始。两区领导机关及所属县、区、乡、村，均相应成立了领导机构，统一指挥本辖区的抗灾工作，上级要求对群众进行充分动员，实行全民上阵，像打击日本鬼子一样，狠狠打击疯狂肆虐的蝗灾。经过各级各层次的广泛发动，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迅速掀起了灭蝗大战高潮。工人、农民、民兵、士绅、医生、学生，乃至巫婆、神汉、道士，还有拄着棍的老大爷和小脚老太太，都参加到灭蝗大军中。一时间，敲锣打鼓、摇旗呐喊、处处点火，田地冒烟，人们用火烧、用水淹、用土埋、用锹拍、用手捉、用鞋底打，用火把、树枝烧，把所有能想的办法，能用的手段都使上了。根据蝗虫出没无常、聚散不定、怕冷热、怕声响、怕黑色、两眼不能平视、远视、落在草上不易弹跳起飞等弱点，军民发明了多种灭蝗办法，如火阵法：用人力将蝗虫赶进放置好的麦秸堆里，放火烧死；水阵法：在有河流的地方，人们排成长阵，把蝗虫赶向水里，再用筛子捞出扑杀。涂毒法：将白糖和冷水以一比二的比例勾兑于瓶中，置阴处发酵，三天后即可当毒药使用，方法是，将其凃于飞蝗腹部，然后放生，使蝗虫相继传染，被传染者12小时内即可中毒腐烂；捕捉法：对落在树上的飞蝗，手持口袋，将其捉至袋中闷杀。军民们还发明了其它许多灭蝗奇招、绝招，日夜轮番作战，不让蝗虫有喘息之机，具体情况不再一一赘述。1943年冬季，抗日政府还号召挖蝗卵。蝗卵临冬即死，卵可藏在土中越冬，为铲除来年灾害，抗日政府号召群众到蝗灾最严重的地方挖蝗卵，以簖其根，并规定挖一斤蝗卵换小米一斤，进一步调动了群众的灭蝗积极性。

第二，注重稳定社会，维持秩序，做到临危不乱

随着灾荒蔓延，各地买卖人口现象非常严重，有的将自己女孩卖出做婢、做妾、做童养媳；有的把自己男孩卖出做养子；有的把自己的老婆卖出做妾、做婢或与别人结为正式夫妻；也有的妇女未经自己及其丈夫允许就被婆家或娘家卖出；还有的妇女自愿离开家庭，到非灾区逃荒另找了配偶。这种现象影响到抗日民众间的正常关系与社会秩序的安定，并造成许多纠纷。为此，抗日政府迅速制定了禁止人口买卖的条例。对于外来逃荒的灾民，抗日政府颁布了《根据地外来灾民登记安置办法》并进行有效安置。对于已经入境的灾民，按本地居民百分之三的比例安置，入籍地灾民和本地灾民同等待遇。通过有效地安置，外地灾民大量涌入边区所带来的社会隐患逐渐消除，当时逃向根据地两大区太岳区25万外来灾民，都在当地政府和群众帮助下安了家。

第三，及时拨款赈济，救助灾民。

根据地两大区分别减免公粮多达几十万石，而所发各种贷款及救济粮款拨款多达几千万元，救济粮达数百万石。全区300万人口每人都能分到救命的粮食，这是真正的雪中送炭，使灾民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第四，开展借粮斗争和“双减”工作

借粮，是指动员贫苦群众向地富借粮，又称饥民借粮。为解决群众渡荒问题，以边区政府名义颁布“互济互助、团结抗日：有借有还，政府担保：自报数目，欺瞒必究”的政策。对积极响应抗日政府号召、主动自觉开仓济贫者，由政府发放“开明人士”光荣匾。对于不顾群众死活、一毛不拔、不愿借粮的地富，则发动群众与地其进行当面交锋，迫其按抗日政府规定缴粮。双减，即减租减息，又称双减斗争。此项工作共进行了三个冬春。在此过程中，还开展了“开明地富献地献物支援抗战”的运动和反奸清算斗争。

第五、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

相较于空前规模的大灾荒，政府拨款犹如杯水车薪，只可救一时之急，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受灾状况。为此，边区党政提出了“生产救灾，自力更生”的口号，鼓励军民一同投入到大生产中。1942年，根据地两大区军民垦荒6000亩；更以中条山为重点，掀起了军民并肩拓荒热潮，当时有这样一首歌曲：“中条山上闹嚷嚷，军队生产忙。扛着头背着枪，上山去开荒。东边的玉米长得好，西边的谷穗长，多开荒地多打粮，军民喜洋洋”，反映了军民团结共克时艰的顽强意志。1943年，边区政府提出“每亩地平均增产三升细粮”号召，提出“精耕细作”、“耕三锄三”口号作为1944年农业生产的努力方向。根据地区落实边区政府指示，提出“耕三余一”增产目标，并为保障生产向灾民出借牲畜发放贷款、粮种、农具。区政府也提出了出借编赊牲畜助耕办法，出借对象仅限被灾群众。1943年，边区发放春季贷款700多万元，其中农业贷款300万元、水利贷款235万元，并贷公粮20万斤、合作贷款50余万元，又贷棉花30余万斤，合价100余万元。为鼓励民众生产，边区政府还采取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1942年《春耕奖励法》颁布，全区以县为单位举行比赛，为实现每亩地增加3升细粮目标，获奖群众可以获得各种农具。这样的比赛在边区时常开展，对提高民众生产积极性起到很大作用。此外，干部还下到基层指导农耕工作，督促各级提高生产效率。农耕时，基层还组织农民高唱《春耕歌》鼓劲，歌词是：“春天好时光哟，大家好开荒哟，我们要齐心协力多生产哟，军民有贷粮噢。春耕互助组哟，大家好精神哟，我们要深耕早种多用力哟，才有好收成噢。政府有号召哟，大家要响应哟，一亩地要多收3升细粮哟，农耕就是打东洋噢。”一时间唱遍晋东南。

第六，精兵简政，厉行节约

为了减轻群众负担，根据地两区均对机构进行了压缩，大幅度缩小机构编制，精简出来的人员层层下派。如县里的精简干部到区里任职，区里精简的干部到村里任职，或担任基层工作队员，此项工作不搞形式主义，而是动真的，来实的。干部下到村里后，有的担任了村干部，有的以普通人员身份，接受当地党组织领导和安排，协助村里处理事务。那时风气很好，精简到基层的干部都能和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吃的是糠菜饭，穿的是补丁衣，干的是力气活。即使到上级开会，也要背着粪篓，遇粪就捡，一派地道的农民本色。此外，各级机构在政府号召之下，十分注重厉行节约。各机关团体及工厂、学校、报馆、书店、剧团、商店等单位人员，均自觉节衣缩食以救济灾民。在太行区，要求每人每天节省口粮二两、一两或五钱，多寡不等，时间少则2个月，多则8个月。尤其部队机关有半年之久，每人每天食粮从一斤六两减至一斤二两或一斤，甚至在全区范围内举行节食日扶济灾民。1943年秋天，仅某区部队采集的野菜就在百万斤以上，另一区部队从1943年后半年到1944年春节约救灾小米共达5.3万多公斤。

除上述外，还在根据地范围内进行了水利工程等建设项目。

这场世所罕见的大灾荒所带来的土地干旱、漫天飞蝗、瘟疫流行等空前严重的恶劣局面，在战时条件极度艰苦的情况下，通过我党和抗日民主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和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根据地人民群众成功度过灾荒，并将损失降至到最低，接纳安置的数十万外来灾民，也得到生存保障，同时也为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因剧情需要，从百度筛选，请跳看）